在歷史學的研究領域，研究者本能地將大多精力放在時間維度上。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后期，在我國學界出現了歷史研究要加強空間維度思考的呼聲 。何故？文化的發(fā)展過程，從空間維度視之，其實就是文化在某一地域空間的展開過程，地域文化研究因此進入一部分研究者的視野。而地域文學作為地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理所當然地受到了學者們的關注。地域文化對地域文學創(chuàng)作的影響是實實在在的，并非出于懸想。陸游《渭南文集》卷三十二《曾文清公墓志銘》載：“（曾幾）未冠，從兄官鄆州（今山東東平），補試州學為第一。教授孫勰亦贛人，異時讀諸生程試，意不滿輒曰‘吾江西人屬文不爾’，諸生初未諭。及是，持公所試文，矜語諸生曰：‘吾江西人之文也�！�乃皆大服�！钡赜蛭幕�的認同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影響，此即一顯例。這是筆者提出“宋代地域文學研究”課題的學術考量之一。

　　另外，本課題的提出還基于如下一個學術思考：任何歷史時期的文學主流，都由其源遠流長的“預流”發(fā)展而成，而地域文學即是眾多文學“預流”之一。正如程民生教授所指出的那樣：“宋代古文運動的發(fā)展過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文風地域流變的過程。” “文風地域流變”正是地域文學研究的重要內容。宋代朱弁在《曲洧舊聞》卷三中說：“（予）閑居洧上，所與游者，皆洛、許故族大家子弟，頗皆好古文。”北宋時，古文與儒學緊密相連，而許、洛之地多文化世族，他們是儒學（后來發(fā)展為理學）的承載主體之一，故在文學趣味上必然“好古文”。北宋古文運動的發(fā)動者歐陽修等人，就是在洛陽完成文學思想轉變的 。又如北宋時“蜀中士子，舊好古文，不事舉業(yè)”。 當時官場的應用文體是駢文，科舉文體也以駢文為主，而蜀地因長期自成王國，與中原隔離，罕事舉業(yè)；其士子多習《左傳》、《戰(zhàn)國策》，故文風深受此兩書的影響。蘇洵父子三人到京城，正好碰上歐陽修利用知貢舉的機會痛懲太學體（一種科舉文風），遂大肆揄揚“三蘇”文章，地域文學趣味轉換成主流文學趣味，北宋文風由此成功轉變（此前是漸變）�？梢�，在揭示中國文學發(fā)展的內在邏輯方面，地域文學是一個極佳的研究角度和切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