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序
　　
古往今來，世界上的通俗小說多如恒河沙數(shù)，但優(yōu)秀作品寥寥無幾，其中大仲馬的《基督山伯爵》可說是數(shù)一數(shù)二的佳作。這不僅是就其擁有的讀者數(shù)量之多，就其歷久不衰的時間之長而言，而且是就其藝術上的精湛和技巧的完美才下此論斷的。毋庸置疑，《基督山伯爵》是通俗小說的典范作品之一。
以通俗小說而躋身于重要作家之列，在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作家為數(shù)不多，大仲馬就是其中之一，由此可見，他在小說創(chuàng)作中的成就決不可低估。但大仲馬在小說史中的地位，只是到了二十世紀才日見上升的。十九世紀的評論家對大仲馬的小說創(chuàng)作是頗有微詞的。朗松的《法國文學史》就無視大仲馬的小說創(chuàng)作。然而，大仲馬的小說畢竟經(jīng)受了時間考驗，文學史家們不得不重新估價大仲馬的小說家地位。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后出版的幾部有權威性的法國文學史，都不同程度地給予大仲馬的小說創(chuàng)作以一定篇幅和肯定的評價，認為“大仲馬的長篇故事始終受到喜歡歷史的神奇性的讀者所贊賞”，“作為司各特的熱情贊賞者，他把傳奇性的歷史變?yōu)樯鷦拥膭e致的現(xiàn)實，為廣大讀者所接受”。在這兩句評語中，文學史家們指出了讀者廣泛接受和贊揚的事實，歸因于大仲馬把歷史變?yōu)樯鷦拥默F(xiàn)實的藝術才能。 而法國評論家亨利·勒梅特爾則更進一步，認為在巴爾扎克從事《人間喜劇》這一構成社會學總和的小說創(chuàng)作時，在喬治·桑從事空想社會主義的小說創(chuàng)作時，在雨果構思《悲慘世界》時，大仲馬也在寫作“一種整體小說”。所謂整體小說，是指廣泛描寫一整段歷史時期的小說。大仲馬的歷史小說從十六世紀宗教戰(zhàn)爭寫到十九世紀的七月王朝時期，包攬的歷史畫面是廣闊的，就這一點而言，稱之為整體小說也未嘗不可。誠然，并不是說大仲馬的小說在思想意義上可以跟巴爾扎克和雨果等一流大作家的小說相媲美，然而從大仲馬的歷史小說的某些方面來看，它們應該占有不低的地位，這并不是過高的評價。
《基督山伯爵》是大仲馬的代表作之一，屬于當時的“報刊連載小說”。十九世紀初期，報紙如雨后春筍般發(fā)展起來，隨之報刊連載小說也應運而生，這是報紙吸引讀者訂戶的重要手段。一部吸引人的報刊連載小說有時能使報紙的訂數(shù)激增，數(shù)以十萬計。寫報刊連載小說的作家有大仲馬、歐仁·蘇（一八零四—一八五七）、蘇利埃（一八零零—一八四七）、費瓦爾（一八一七—一八八七）等一大批，他們獲得了極大的成功，直接影響了巴爾扎克、雨果、喬治·桑等作家，這些大作家汲取了大仲馬等人的藝術手法，以豐富自己的創(chuàng)作。更重要的是，報刊連載小說“在這一革命中起了重大作用：它在整個浪漫主義時代深深地改變了文學與讀者之間的關系，也極大地促使十九世紀成為小說的黃金時代”。報刊連載小說為十九世紀法國小說的空前繁榮并達到發(fā)展頂峰作出了貢獻，它具有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從這個大背景來考察《基督山伯爵》，才能給這部小說以恰如其分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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