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我的小傳
　　季羨林，生于1911年8月，原籍是山東省清平縣（現(xiàn)改歸臨清市），家庭是農(nóng)民。父親和叔父幼喪父母，家里貧無立錐之地，被迫逃到濟南謀生。經(jīng)過艱苦奮斗，叔父終于在濟南立住了腳。我于七歲離開父母往濟南依靠叔父，在那里上小學、初中和高中。1930年高中畢業(yè)，考入北京國立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后改外國語文系）。1934年畢業(yè)，獲文學學士學位，回濟南任母校山東省立濟南高中國文教員一年。1935年被錄取為清華大學與德國的交換研究生。是年秋赴德，入哥廷根（Goettingen）大學，學習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等。1941年獲哲學博士學位。1946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解放后任原職。1956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同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1978年兼任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與北京大學合辦的南亞研究所所長。1984年，研究所分設(shè)，改任北京大學南亞東南亞研究所所長。
　　從中學時代起，我就開始學習著寫一些東西，也曾翻譯過一些歐美文學作品。上大學后，念的是西方文學，以英文為主，輔之以德文和法文。當時清華大學雖然規(guī)定了一些必修課，但是學生還可以自由選幾門外系的課。我選了幾門外系的課，其中之一是陳寅恪先生的“佛經(jīng)翻譯文學”。這門課以《六祖壇經(jīng)》為課本。我從來不信任何宗教，但是對于佛教卻有濃厚的興趣。因為我知道，中國同印度有千絲萬縷的文化關(guān)系。要想把中國思想史、中國文學史搞清楚，不研究印度的東西是困難的。陳先生的課開擴了我的眼界，增強了我研究印度的興趣，我學習梵文的愿望也更加迫切了。
　　1935年我到了德國。德國對梵文的研究是頗有一點名氣的，歷史長，名人多，著作豐富，因此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外國許多梵文學者是德國培養(yǎng)出來的，連印度也不例外。我到了德國，入哥廷根大學，從瓦爾德施米特（Waldschmidt）教授學習梵文和巴利文。他給我出的博士論文題目是關(guān)于印度古代俗語語法變化的，從此就打下了我研究佛教混合梵文的基礎(chǔ)。苦干了五年，論文通過，口試及格。以后，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應召參軍，他的前任西克（Sieg）教授年屆八旬，早已退休，這時又出來擔任教學工作。這位老人待人親切和藹，對于我這個異域的青年更是寄托著極大的希望。他再三敦促我跟他學習吐火羅文和吠陀。我今天在這方面的知識，都是他教導的結(jié)果。我畢生難忘我的德國老師們。在德國十年，我主要致力于語言的研究，對于印度古典文學很少涉獵。
　　但是回國以后，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我喜歡的那一套印度古代語言，由于缺少起碼的書刊資料，不管我多么不愿意，也只能束之高閣，研究工作無法進行。在科學研究方面，我是一個閑不住的人�，F(xiàn)在干些什么呢？我徘徊，我遲疑，結(jié)果我就成了一個“雜家”。有什么飯，就吃什么飯；有多大碗，就吃多少飯。這就是我當時的指導思想。于是，我研究印度史，研究中印文化關(guān)系史，研究印度佛教史，翻譯和研究梵文文學作品也成了我的主要工作。
　　……
　　有人可能認為，搞一些枯燥的語法現(xiàn)象同艱深的宗教理論，會同文學翻譯與創(chuàng)作有矛盾。也許是因為我在兩方面都搞得不夠深，我倒沒有感到有什么矛盾，反而覺得有利于腦筋的休息。換一個工作，腦筋就好像刀子重新磨了一樣，頓時鋒利好用。五六十年以來，我就是這樣搞下來的。我不但翻譯文學作品，自己也從事創(chuàng)作。少年時代大概也寫過詩。從高中起就專寫散文，迄今未斷。已經(jīng)出版了四個散文集：《天竺心影》，1980年，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朗潤集》，1981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季羨林選集》，1980年，香港文學研究社出版；《季羨林散文集》，1986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第五個集子《萬泉集》也已出版。個人回憶錄《留德十年》也在排印之中。
　　從上面敘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這一生是翻譯與創(chuàng)作并舉，語言、歷史與文藝理論抓，對比較文學、民間文學等等也有濃厚的興趣，是一個典型的地地道道的“雜家”。我原以為，我成為“雜家”是被環(huán)境逼出來的�，F(xiàn)在看起來，似乎并非如此，我真好像是有一些“雜家細胞”�，F(xiàn)在環(huán)境早已改變了，而我仍然是東抓西抓，還樂此不疲，這事實我能否認掉嗎？我早已年逾古稀，至今仍無改變的跡象和意愿，我恐怕將以“雜家”終了。
　　1988年4月15日寫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