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是他那個時代名聞遐邇的德國社會學家，同時也是一個生前只出版過兩本著作和他的博士論文及教授資格論文的作者。他的主要著作《經(jīng)濟與社會》（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在他去世后才印刷出版（因此有人懷疑他并沒有將此書列為主要的著作計劃）。幾乎他談論過的所有事物，都受到人們的贊賞或質(zhì)疑：他的著作《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自問世以來在學者中引發(fā)的爭論從未間斷過。就勤奮工作、治學風格和愛做腳注而言，馬克斯·韋伯是一個典型的德國學者，并且是一個“憤怒的居民”——對他的同時代人一貫脾氣火爆，吵架成癖，居高臨下。
　　講述馬克斯·韋伯的生平和思想是一件非常值得去做的事情，因為，這里所述及的不僅是一個起伏跌宕、非同尋常的人物生平，而且，所論及的思想也是韋伯用來對那些依然纏繞著我們的問題做出回答的思想�！霸谀Φ菚r代，特別是在當前的新時代中，似乎有一種緊張和期待的感覺以及一種無以擺脫的急迫感貫穿其間，像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即將來臨一般�！保�這是韋伯的同事格奧爾格·西美爾（Georg Simmel）于1900年正當他和韋伯所生活的兩個時代交替之際所寫的一句話。其時，很多人認為，19世紀最后三分之一世紀的現(xiàn)狀無法再繼續(xù)維持下去了�；厥子^之，這種感覺不僅表現(xiàn)為一種沉悶壓抑和可以得到解釋的感覺，而且表現(xiàn)為一種即將變?yōu)楝F(xiàn)實的預言：等待著西美爾及其同時代人的，是兩次世界大戰(zhàn)和世界的兩次毀滅。“英雄的摩登時代”——海因茨·迪特·基特施泰納（Heinz Dieter Kittsteiner）⑦語——出現(xiàn)在人們的面前。值此之時，知識分子和政治家們都認為，一百多年以來，世界歷史偏離了人間正道，誤入了窮途末路。于是，他們摩拳擦掌，意欲通過英勇的抗爭將其徹底改變。這正是西美爾所述及的人們這一感覺的非同尋常之處：當一個持續(xù)變革和不斷更新的時代結(jié)束之時，在許多人那里產(chǎn)生的不是要去弄懂這個陌生時代的內(nèi)心需求，而是懷抱著一種希望：那件重要的事情，即某種可以揭示所有這些變革意義的偉大事物還未正式出現(xiàn)。
　　對此，馬克斯·韋伯曾經(jīng)在對威廉二世國王的政策進行評論時，將這種同樣的感覺做了另外一番描述：“人們的感覺像是坐在一列高速行駛的火車里，對前方道岔的選擇正確與否，心存疑慮，忐忑不安�！闭l若是坐在這樣一列火車里，那么對他來說，前方道岔的選擇和懂得擇路而行的重要性就成了一個首要的任務。面對無法理解的歷史進程，許多人在思想上意志消沉，心灰意冷。而正是在這個時代，韋伯不隨波逐流，始終力圖不放棄自己的思考：如何對社會生活進行描述，而不受某種意識形態(tài)或是輕率的時代診斷結(jié)論的左右？我們今天已經(jīng)無法再去重復韋伯對他所經(jīng)歷的時代危機做的那些回答。但是，倘若通過一部學術性的人物傳記能夠就一些關于韋伯的著述及其生平的問題，亦即關于生活中的問題以及對社會進行描述的問題獲得某些啟發(fā)性的東西，那么，這部傳記就算達到了它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