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xiàn)當代作家論書法文化陜西師范大學李繼凱如果將“中國現(xiàn)當代作家”并不局限于“新文學”或“白話文學”范疇，且能夠理解“作家與書家”通常具有的復合性身份或文化角色①，同時也能夠將古今中外會通視代以來中國文化、文學發(fā)展的“常規(guī)”或“新國學”建構的“常態(tài)”，那么就會以學者的理性和寬容的心態(tài)面對文化史、文學史上的諸多紛爭，擺脫二元對立思維模式及機械化論文化觀的束縛，從而將新舊人物和文學加以通觀，繼續(xù)拓展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的文化空間，深入探討傳統(tǒng)文括書法文化的傳承、創(chuàng)化與現(xiàn)當代作家的關聯(lián)，并給出恰如其分的評斷。長期以來，無論是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還是書法研究大都忽視了作家與書法文化這一課題的研究，從作家或文學的角度切人書法的探討也較為淺表，而對現(xiàn)當代作家書法文化觀的忽視則更加嚴重，在書學研究方面也是一個薄弱的環(huán)節(jié)。因此，筆者認為理應對此有所糾正，對相關問題展開一系列研究。本文即擬就中國現(xiàn)當代作家對書法文行的多方面思考和研究性貢行一些梳理，同時對存在的若干問題行初步的揭示和分析。一、現(xiàn)當代作家的書法美學觀及價值觀我們知道，對中代以來的文學發(fā)展有重大影響的康有為、梁啟超，其詩文創(chuàng)作可謂相當宏富，書法創(chuàng)作也成績顯赫，此二子的文化創(chuàng)造和傳奇人生為后人留下了很多話題。事實上，他們在書法理論方面的造詣也達到了很高的層次。如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堪稱中國書學史上標志性的理論專著，體現(xiàn)了清末民初時期書法理論的；梁啟超的《書法指導》等著述對書法美學的初探飽含激情，諸多言論都頗為精彩并具有持久的理論魅力；五四新文學先驅者之一的詩人與書法家沈尹默，詩書同輝，其對書法技巧是“執(zhí)筆五字法”的縝密探索，引起了世人對書法技底的高度重視，意義深遠。至于郭沫若的古文字及其書法研究、林語堂的書法評述、于右任的草書研究、馬敘倫的隨筆《石屋余沈》、朱光潛的《藝文雜談》、豐子愷的《藝術三昧》等，大都可以視為可圈可點的書論成果。其中亦多有對書法文化的美學值的認定(括對書法娛樂、消閑等審美因素的恰當肯定)，以此對抗和消解20世紀不絕如縷的“書法死亡論”的負面影響。從西方美學角度研究rfl國書法的理論自覺起自蔡元培的“美育代”思想，宗白華、林語堂、朱光潛等人繼之，而埋頭考究書法技巧者卻常常缺乏這種宏觀的理論思考。所以有學者指出：“與傳統(tǒng)的書史、書錄、書評、書體等研究相比，書法美學崛起的第一個標志，即是強化書法研究的思辨性……書法美學的發(fā)展已成為當務之急。不從一個美學的立場對書行整體觀照，書法家們還是懵懵懂懂地身處其中執(zhí)迷不悟，書法也還是寫字而不是視覺藝術形式�！雹僮骷覀儚氖略娢膭�(chuàng)作關注的是文本的美學特征，所形成的心理定式使然，其對書法也自然會抱有求美審美的心態(tài)。比如，作為一個“腳踏東西文化”的作家、學者，林語堂關注東西方審美文化，也善行中外文化交流或跨文化對話，他精通如何對外國人講述中國文化，對中國人講述外國文化，其中括書法文化。在他的心目中，源遠流長的中國書法文化帶有“文化原型”的意味，是“源文化”。在審美意識形成方面也是如此。他看重中國人幾f年逐漸形成的“生活的藝術”，他贊賞“吾國與吾民”的關切幸福問題勝于物取問題的精神取向。他認為由此可以尋求精神的自足括從書畫藝術中尋求精神補償和審美樂趣。他的“中國心”使他絲毫沒有文化虛無主義的文化自卑，對中國藝術精神推崇備至，而他的文化視野又使他能夠欣賞不同的文化個性，從而試圖尋求積極的跨文化對話與互補。他會通中兩的通達和智慧使他樂于“與古為鄰”，更容易具有詩意的古人和具有占意的書法�！皗然，林語堂也喜歡接觸西方文化，從語言到藝術，修養(yǎng)也相當深厚。如今學界已經公認林語堂足一個擁有眼光且修養(yǎng)深厚的現(xiàn)代知識分子，是一個通才且努力于文化創(chuàng)造的大氣磅礴的現(xiàn)代中國學者。從文學角度看他是一個成就顯赫的作家，從書法思想史角度看，他也是現(xiàn)代書學叢林中的翹楚。盡管他本人的書造詣未必能夠獲得普遍承認，但他的書學思想?yún)s獲得了相當普遍的推祟。如部《民國書法史》作者孫洵在評介“民國時期書法研究的發(fā)展”時說：“林語堂的研究，獨領一代風騷。”且認定“他的論書觀念穎”，認為林語堂的兩本代表論著《中國人》和《蘇東坡傳》“比較深刻地涉及到書”。其實，林語堂_在《生活的豈術》和《中國人的生活智慧》等著作中也都比較深刻地論及書法文化。綜合來看，林語堂的書法美學思想多為人們稱道，其中最主要的觀點體現(xiàn)在這樣幾個方面：其一，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