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契訶夫是一位風格獨特的短篇小說家。列夫·托爾斯泰說：契訶夫是一個“無與倫比的藝術家”。托馬斯·曼斷言：“毫無疑問，契訶夫的藝術在歐洲文學中屬于*有力、*優(yōu)秀的一類�！焙Ｃ魍�也十分贊賞契訶夫的藝術：“人們對我說，卡特琳·曼斯菲爾德寫了一些好的短篇小說，甚至是一些很好的短篇小說；但是，在讀了契訶夫后再看她的作品，就好像是在聽了一個聰明博學的醫(yī)生講的故事后，再聽一個尚年輕的老處女竭力編造出來的故事一樣�！备�有意思的是，這位被譽為“英國契訶夫”的卡特琳·曼斯菲爾德本人對契訶夫也佩服得五體投地，她在給丈夫的一封信中說：“我愿意將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換取契訶夫的一個短篇小說�！痹谝黄�札記中她寫道：“如果法國的全部短篇小說都毀于一炬，而這個短篇小說(《苦惱》)留存下來的話，我也不會感到可惜�！痹谖覈�，契訶夫也備受推崇，茅盾生前曾號召作家們學習契訶夫的“敏銳的觀察能力”，“高度集中概括的藝術表現(xiàn)能力和語言的精練”。

一八六〇年一月二十九日契訶夫出生在塔甘羅格市，一九〇四年七月十五日他病逝于德國巴登維勒的一個療養(yǎng)院里。他的祖先是農(nóng)奴；祖父在一八四一年贖得了本人及家屬的人身自由。父親經(jīng)營過一個雜貨鋪，一八七六年破產(chǎn)后給人當伙計。契訶夫自幼備嘗人間艱辛，他自己說他“小時候沒有童年生活”。一八七九年，勤奮的契訶夫憑助學金在莫斯科大學攻讀醫(yī)學。一八八四年畢業(yè)后，他在莫斯科近郊開始行醫(yī)。這使他有機會接觸農(nóng)民、地主、官吏和教師等各式人物，擴大視野。

契訶夫的文學生涯始于一八八〇年。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在俄國歷史上是一個反動勢力猖獗的時期，社會氣氛令人窒息，供小市民消閑的滑稽報刊應運而生。當時契訶夫年紀尚輕，又迫于生計，他常用筆名契洪特為當年風靡一時的幽默刊物撰稿，發(fā)表了大量無聊的滑稽小品，《不平的鏡子》和《謎樣的性格》便是這類故事。但比起專門供小市民消遣解悶的滑稽報刊的眾多撰稿者來，年輕的契訶夫的目光較銳利，笑聲更健康。

《一個文官的死》展示了沙皇俄國的官場：強者倨傲專橫，弱者唯唯諾諾。蛆蟲般的切爾維亞科夫及其奴才心理正是這種官場生活的產(chǎn)物。幽默短篇小說《胖子和瘦子》一開頭寫的是兩個自幼相好的朋友相遇于火車站。擁抱，接吻，熱淚盈眶，這無疑是人之常情。然而，當“做了兩年八等文官”的瘦子得知胖子已是“有兩枚星章”的三品文官時，他突然臉色發(fā)白，聳肩彎腰，縮成一團，而當胖子同他握別時，他竟只敢伸出三個指頭，全身傴下來鞠躬。寫于一八八四年的《變色龍》繼續(xù)和發(fā)展上述兩個作品的主題思想。在沙皇俄國，甚至連將軍家豢養(yǎng)的狗也比普通人重要。巡官奧丘梅洛夫之流在有權勢者的家犬前搖尾乞憐，而對小百姓則張牙舞爪�！蹲兩�龍》是契訶夫送給世人的一面鏡子，讀者不難在百余年后的一些“現(xiàn)代人”身上看到“變色龍”的影子�！都迠y》則揭示了又一種怪誕的社會現(xiàn)象：物貴于人。奇卡瑪索娃的女兒瑪涅奇卡行將出嫁，母女倆縫制了許多衣服，但瑪涅奇卡不幸離開人世，她的孤苦伶仃、身穿喪服的老母仍在一個勁兒地縫制和置辦“嫁妝”。貧乏的生活，空虛的心靈!

在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六年間，契洪特把視線轉向勞動者的困苦生活�！犊鄲馈肥瞧踉X夫早期創(chuàng)作中的一次思想、藝術飛躍。這個短篇小說的結尾(人向馬兒訴苦)強烈地渲染著沙皇俄國的世態(tài)炎涼�！度f卡》可說是《苦惱》的姊妹篇，九歲童工的稚真心靈，他的學徒生活的苦楚，他對祖父和故鄉(xiāng)的眷戀，這一切巧妙地互相穿插和滲透，使讀者深深地同情小萬卡。在主題思想上與《萬卡》和《苦惱》相近的還有短篇小說《渴睡》。正是在這些作品中，歡樂俏皮的契洪特逐漸成長為嚴肅深沉的契訶夫。

這時契訶夫聲譽日增。一八八八年十月帝俄科學院授予他“普希金獎金”�？少F的是，契訶夫并未陶醉于日益增長的榮譽和地位，他越來越意識到作家責任重大。他迫切尋求“明確的世界觀”，深深感到，如果沒有明確的世界觀，“自覺的生活……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種負擔，是一種可怕的事情�！敝衅�小說《沒意思的故事》正是契訶夫這種內(nèi)心折磨的產(chǎn)物，其中主人公老教授體現(xiàn)了當年知識分子在思想探索中體驗到的苦惱，也反映了作家本人尋求“明確的世界觀”的心情。

正是在這種心情驅使下，一八九〇年春病弱的契訶夫前去庫頁島。他在這座人間地獄里的見聞提高了他的思想認識，使他覺察到為《新時報》撰稿所帶給他的只是“禍害”。庫頁島之行也拓寬和加深了他的創(chuàng)作意境，使他寫出了《第六病室》，否定“勿以暴力抗惡”的托爾斯泰主義，控訴監(jiān)獄一般的沙皇統(tǒng)治下的俄國，在這里善于思索者被認作“瘋子”，而洞察專制制度罪惡的卻正好是這些“瘋子”和“狂人”。應該說，《第六病室》中的“瘋子”格羅莫夫形象是契訶夫在嚴厲的書報檢查制度下取得的杰出藝術成果�！兜诹�病室》中的畫面撼人心靈，列寧在年輕時讀了這部作品“覺得可怕極了”，覺得他“自己好像也被關在第六病室里了”�！兜诹�病室》標志著契訶夫創(chuàng)作中的轉折。從此以后，契訶夫的中短篇小說具有了更強烈的社會性、批判性和民主性，其藝術形式也日趨完善，內(nèi)容和形式達到了完美的統(tǒng)一：真實，樸素，深刻，動人。

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俄國的解放運動開始進入無產(chǎn)階級革命時期，它必須解決雙重的歷史任務：既要完成反專制、爭民主，反對封建殘余，發(fā)展經(jīng)濟、文化和科學的民主主義革命，又要完成推翻資本剝削和創(chuàng)建社會主義制度的社會主義革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契訶夫是站在民主力量這一邊的。一八九七年冬到一八九八年春，他反對法國反動派誣陷猶太籍軍官德萊福斯，并指責在此案中助紂為虐的蘇沃林及其《新時報》。一九〇〇年春他協(xié)助安排政治流放犯、社會民主黨人拉金到雅爾達肺病療養(yǎng)院療養(yǎng)。一九〇二年春，他同柯羅連科一起抗議帝俄科學院撤銷高爾基名譽院士的稱號。一九〇二至一九〇四年間，他不止一次地在物質上支援為爭取民主而蒙難的青年學生。這些事實都表明，契訶夫晚年的民主主義思想和立場更為堅定，而這正是他后期小說創(chuàng)作的思想前提。

契訶夫在晚期作品中，以細膩的筆觸描繪了農(nóng)村、工廠、小市民和知識階層的日常生活。這些作品展示俄國農(nóng)村的貧困、落后、愚昧和矛盾(《農(nóng)民》等)；剖析庸俗、自私和銅臭對人的靈魂的腐蝕(《掛在脖子上的安娜》，《醋栗》，《約內(nèi)奇》)；反映典型的社會心理“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套中人》，《醋栗》)；描寫已經(jīng)開始覺醒的知識分子，寫他們與不勞而獲的寄生生活決裂和對“新生活”的憧憬(《醋栗》)。這些作品充滿濃厚的時代氣息和強烈的道德激情，既展示了農(nóng)村、工廠和其他社會階層的生活畫面，也反映了進步知識分子的覺醒和“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的社會情緒。

契訶夫的顯著特色是他能夠從*平常的現(xiàn)象中揭示生活本質。他高度淡化情節(jié)，只是截取平凡的日常生活片段，憑借精巧的藝術細節(jié)對生活和人物作真實描繪和刻畫，從中展現(xiàn)重要的社會現(xiàn)象。但他不陷入日常生活的“泥沼”，恰恰相反，他的深刻的現(xiàn)實主義形象常常升華為富有哲理的象征。在展示人物內(nèi)心世界方面，契訶夫不重于細致交待人物的心理活動過程，只求從人物的行為舉止中看出其內(nèi)心活動和變化。契訶夫具有高超的抒情藝術才能，善于找準適當?shù)臅r機和場合，巧妙而多樣地流露他對覺醒者的同情及贊揚，對墮落者的否定和厭惡，對美好未來的向往，以及對丑惡現(xiàn)實的抨擊，而且濃郁的抒情意味常以“客觀”而含蓄的敘述筆法為載體。契訶夫是一個有強烈幽默感的作家，在他的小說中，基于所描繪的人物和事件的性質各異，他巧妙地發(fā)出有著微細不同的感情色彩的笑聲，淡淡的幽默往往與辛辣的諷刺相交織。契訶夫的小說緊湊精練，言簡意賅，給讀者以獨立思考的余地。

無論是作為一個作家，還是作為一個歷史人物，契訶夫的成長和發(fā)展道路都具有深刻的教育意義，他的作品的社會—藝術價值是永遠不可磨滅的。

契訶夫是人民的作家，他的優(yōu)秀作品是人民的寶貴財富。

朱逸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