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所謂現(xiàn)代民俗學，是對20世紀民俗學――迄今為止的民俗學賦予迄今為止未曾出現(xiàn)過的新的學術(shù)認識，進而超越20世紀民俗學，以面向新民俗學的變革為目標的學術(shù)潮流。這里所說的20世紀民俗學，是指在20世紀由柳田國男等人發(fā)起的理解日本的土著文化及其復興運動，以及對這種理解和復興加以學術(shù)化的運動。它是受某一時代的需要而生成的時代的產(chǎn)物，當初是作為野之學問開始的，經(jīng)過近百年的時間的同時逐步體系化、組織化以及制度化。在這20世紀民俗學成立的后階段，發(fā)揮了極大作用的其中一位民俗學者，就是本書將其主題化的福田亞細男。

福田先生是批判性地繼承了柳田民俗學的民俗學者。例如，可以說他引領(lǐng)了與柳田方法相對的地域民俗論，把柳田提出的歷史民俗論精致化，并且在民俗學的村落社會論中留下了卓越的業(yè)績。同時，福田先生不僅再檢驗了柳田等提倡的研究方法、致力于對其的修正與更改，還作為代表性編著者活躍于入門書、概論、手冊、理論書、辭典、講座等大量的學術(shù)基礎(chǔ)書籍的編撰工作。而這些工作具有比之書籍出版這種單純意義以上的更重要的意義。因為這些著作發(fā)揮了推進民俗學的體系化、科學化、組織化以及制度化的作用。

這些特殊的書籍與一般的論著不同，它規(guī)定了民俗學這門學科本身的具體樣貌。而且，這些著作群作為民俗學的教科書不僅規(guī)范了后代研究者的思考，也作為認知民俗學這門學科的具體資料被用于民俗學以外的領(lǐng)域。福田亞細男先生與同時代的研究者們主導的日本民俗學基礎(chǔ)書籍的編撰，構(gòu)筑了作為學科的民俗學基礎(chǔ)，試圖使民俗學標準化。像這樣的標準化的活動，對民俗學走向?qū)W術(shù)主義時代涌現(xiàn)的職業(yè)性的學院派民俗學者來說，可以說是當然的摸索與嘗試。而且，這樣的活動不僅僅是民俗學，可以說也是其他學科必須要經(jīng)歷的一個過程。

福田先生還大量地參加了作為日本公共民俗學活動之一的20世紀70－80年代的自治體史編撰的社會實踐，提高了民俗學的社會認知度。另外，他歷時20年，領(lǐng)導了對中國的調(diào)查項目，致力于兩國的國際交流等。他的活動涉及很多方面，這些都給20世紀民俗學帶來了不可估量的影響。即使說福田先生是20世紀民俗學的代言人也不為過。

在現(xiàn)代，如果要標榜民俗學的話，我們必須嘗試從20世紀民俗學實現(xiàn)飛躍。這也是超越福田先生及其同時代人學問的事情。但是，我們擁有了有意識地超越他們迄今為止的工作的充分熱情嗎？或者說，致力于超越他們的這一艱難工作，現(xiàn)在正在努力進行嗎?實際上，在從事民俗學的學人之間，對于超越這樣的目的、意識和覺悟，至今仍然沒有達成共識。而且，我們只不過是惰性地繼承了20世紀民俗學罷了。

為這些疑問和危機意識的驅(qū)使，我們策劃了與20世紀民俗學的代表性論者福田先生直接對話和討論的研究會。雖然把我們能否從20世紀民俗學實現(xiàn)飛躍？作為這次研究會的副標題，但其中蘊含著促使試圖創(chuàng)造被現(xiàn)代這一名詞形容的民俗學的人們再次覺醒的意圖。但是，這里的超越或者由此飛躍，是必須改變迄今為止一直無意識地以之為立腳以之為依賴的20世紀民俗學的根本目的、方法、對象的工作。在某種情況下，或許是一項把它毅然舍棄的困難工作。而且，在拋棄20世紀民俗學之時，新民俗學也未必就會由此誕生。

2010年7月31日，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舉行了題為《（討論）超越福田亞細男我們是否能從20世紀民俗學實現(xiàn)飛躍？》的現(xiàn)代民俗學會第六回研究會，由東京大學東洋文化所研究班研究、《東亞的民俗學之方法性課題》研究會、女性民俗學研究會共同舉辦，本書即是對此次研究會上與福田先生熱烈交流討論的記錄。在研究會上，對以下這些問題展開了探討：作為超越對象的20世紀的民俗學是什么？其可能性和存在的問題是什么？今后是否還可能對其加以繼承？與其訣別是否可能？

本書通過把有意識地繼承20世紀民俗學和拋棄20世紀民俗學建構(gòu)新民俗學這兩個方向性的相克與摩擦顯在化的努力，如果有助于成為今后民俗學的轉(zhuǎn)折點，榮幸之至。

菅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