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前言

2006年，我在中國的田野調查剛剛開始，《秩序、失序與戰(zhàn)爭》英文版出版了。這本書的靈感來自我早期的田野調查：首先，我在就讀博士期間研究了歐洲農村的社會變革；其次，我在澳大利亞了解狩獵采集者如何調整他們的社會策略，以便適應環(huán)境。然而，20052017年與山東工藝美術學院、20142016年與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人類學研究所的同事們合作進行的中國研究，幫助我更深入地思考馬克思主義社會變遷理論，思考是什么讓鄉(xiāng)村生活中的互助合作持續(xù)下去。

我非常感謝魏瀾提議將《秩序、失序與戰(zhàn)爭》翻譯成中文，感謝納日碧力戈教授接受她的提議，合作翻譯這本書；也感謝魏瀾在自己的博士研究中運用這本書的一些思想，研究一個華南村莊的社會變遷。

《秩序、失序與戰(zhàn)爭》研究位于家戶和國家之間的社會組織。本項研究以歐洲哲學家提出的看法為出發(fā)點：群居是人類本性嗎？或者獨居才是人類本性（除非被某種壓倒性力量捆綁在一起）？

英國內戰(zhàn)（16421651）和法國大革命（17891799）挑戰(zhàn)了據稱國王擁有所謂神圣統(tǒng)治權的歐洲封建專制國家。哲學家們開始自問，人類社會的自然狀態(tài)是怎樣的。有些人試圖通過邏輯推理來回答這個問題，把已知的人類狀況與其相反狀況對立起來，假設人類天生是獨居的，并推測是何種可能的條件讓人們聚到一起。在生物學理論中，達爾文把個體作為自然選擇發(fā)生作用的單位，這一觀點被證明是卓有成效的，因為它是可以被觀察到的經驗，而且提供了強有力的解釋。在社會理論中，以個體為分析單位的研究并不那么富有成效，至今還不存在由獨居個體構成人群的已知個案。即使是狩獵采集者也會建立社交網絡，以便獲得他們可以依賴的朋友和親戚的幫忙。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理論認為，若沒有統(tǒng)治者，人們的生活將陷入孤獨、貧窮、骯臟、野蠻與短暫之中，盡管右翼評論員將繼續(xù)引用這個觀點，但我希望在這本書中證明，他們對沖突的解釋是值得懷疑的。

約翰·洛克（John　Locke）和亞當·弗格森（Adam　Ferguson）則持相反的觀點，認為我們是理性人，人的自然狀況是群居。正如弗格森在1767年寫道：人以群聚，維系生存。本書正是基于這樣一個前提，即人類始終是理性的社會存在。事實上，與我們親緣關系近的現(xiàn)存物種［例如黑猩猩和倭黑猩猩（或侏儒黑猩猩）］的社會生活中，也可以看到這些特征。即使在惡劣的條件下，比如納粹集中營，人們也會試圖通過建立社會關系來改善自己的狀況。

這本書的第二個靈感來自20世紀90年代，東歐劇變引發(fā)的一系列關于社會制度理性安排的類似辯論。西方右翼評論員聲稱，國家社會主義的崩潰證明了資本主義是建立穩(wěn)定社會制度的基礎。一些人，如歐內斯特·蓋爾納（Ernest　Gellner）和亞當·塞利格曼（Adam　Seligman）甚至認為，只有當社會開始告別自在習俗的傳統(tǒng)形式，接觸到市場交換理性的時候，理性思維才可能出現(xiàn)。我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研究了法國地區(qū)具有數(shù)百年傳統(tǒng)的生產合作社和村社土地集體管理制度，我對其穩(wěn)定性的親身體驗，否定了只有自由市場和個人財產所有權才能帶來社會穩(wěn)定的那種說法。

從關于社會秩序的廣義哲學命題出發(fā)，進入可檢驗的理論，我綜合運用了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和卡爾·馬克思（Karl　Marx）的理論，嘗試解釋存在于家戶和國家之間的社會關系的穩(wěn)定性和變遷性。我必須強調，在借鑒達爾文和新達爾文主義的觀點時，我不為人類社會行為生物決定論辯護，而是將這兩個方面并置起來：一方面是人類能動性的合理使用可以實現(xiàn)的結果；另一方面是在達爾文主義進化過程中隨機遺傳變異的結果。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這個領域已經有大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