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里·特尼亞諾夫（譯序）

尤里·特尼亞諾夫(1894-1943)蘇聯(lián)杰出文藝學家、批評家、作家兼翻譯家。蘇聯(lián)早期俄國形式主義運動，即奧波亞茲詩歌語言研究會（Общество по изучению стихотворного языка）代表人物三巨頭之一。其理論著述在俄國形式主義發(fā)展的關鍵時刻起到了挽狂瀾于既倒的巨大作用，是這一文藝學批評運動由早期的語言學轉向進而向社會學轉向轉變的契機。他的一系列文藝學理論著作，如《詩歌語言問題》（1924）、《文學演變》等，都是這個文藝學運動發(fā)展史上劃時代的著作，也是這位杰出文藝理論家留給后世的一份寶貴的學術遺產。可惜的是，他的這些享譽世界的基礎理論著作，迄今尚無中文譯本，介紹他的文字也寥寥無幾。

除了寫作大量涉及文藝學，以及在俄國形式主義發(fā)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理論著作外，特尼亞諾夫還是一位著名的歷史小說家和兒童文學作家。其著名傳記小說如《丘赫里亞》《瓦吉爾·穆赫塔爾之死》和《普希金》等，系這位小說家兼文藝理論家留下來的傳記體小說名著，也是蘇聯(lián)文學史上著名的兒童文學作品。

尤里·特尼亞諾夫在俄羅斯乃至世界文化中，是一個把大文學理論家的廣博學識和睿智與獨特的歷史傳記小說家的過人才華融為一體的典范作家。文學史上很少有能把這樣兩種截然相反的才能并行不悖地統(tǒng)一在一個人身上的范例。特尼亞諾夫之轉入歷史小說創(chuàng)作不僅是為了通過創(chuàng)作來研究往昔和過去，也是為了說出他關于當下的勇敢而又獨立的見解，并且用鮮活的、充滿活力的當代語言加以表現。把當下的百年和過往的百年進行悲劇性對比的結果，就是這位作家留給未來千年文化的主體的一部關于俄羅斯文學的道德和哲理遺言。

尤里·尼古拉耶維奇·特尼亞諾夫1894年10月18日出生于維貼布斯克省的列日茨城（現屬拉脫維亞的雷澤克內）一個醫(yī)生家庭。他本人在自傳中寫道，自己的家鄉(xiāng)距離米霍埃爾斯和夏加爾出生地約6小時車程，距葉卡捷琳娜一世出生地和青年生活地約8小時車程。特尼亞諾夫之所以對家鄉(xiāng)充滿眷戀，是因為家鄉(xiāng)是一種不朽的歷史文化的代名詞，它們不僅是一種道德支柱，而且還是每個人內心自由的一種標志。

但對在特尼亞諾夫心目中占據重要地位的這個家鄉(xiāng)人米霍埃爾斯來說，這種吻合十分重要嗎？所羅門·米霍埃爾斯是一名杰出的演員，是莫斯科猶太劇院的創(chuàng)始人。也許，特尼亞諾夫之所以在眾多家鄉(xiāng)人里特意把米霍埃爾斯標舉出來，是出于對于表演藝術及其代表人物的一種禮遇和虔敬？當年曾經聽過特尼亞諾夫在列寧格勒講課的學生，都對這位年輕教授的淵博學識和幽默風趣的講課風格記憶猶新，都為他善于模仿所有19世紀經典作家的步態(tài)口吻而絕倒。許多回憶文章的作者都指出，特尼亞諾夫極其善于模仿作家的表情和語調，連19世紀一些不怎么有名的作家也成為他模仿的對象。這一才華后來在他創(chuàng)作小說人物，如丘赫爾別凱、格里鮑耶多夫、普希金時，為他提供了很大幫助。

在特尼亞諾夫的家鄉(xiāng)人中，馬爾克·夏加爾是另外一個名人，他是20世紀最偉大的藝術家之一。在其整個一生中，始終保留對其故鄉(xiāng)維貼布斯克的深深眷戀和深刻記憶，該城在他的繪畫中已經成為歷史的象征，成為永恒的象征。特尼亞諾夫對其家鄉(xiāng)的記憶和他一模一樣。對于他在此度過童年的這座城市，特尼亞諾夫有充分理由說：假如我不曾有過童年的話，我就不會理解歷史。

在這位未來作家的靈魂里，俄羅斯古老的城市普斯科夫的記憶留痕同樣也很深刻。他在那里度過中學時代。他對文學發(fā)生興趣以及他最初開始寫詩，也都起步于這里。保存至今的中學生特尼亞諾夫的一篇作文的題目是《當我們成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環(huán)時，生活是美好的》，作者在文中巧妙地比較了俄國和國外經典作家，具有獨立看待問題的最重要的見解。

進入彼得堡大學語文系以后，特尼亞諾夫開始在謝·阿·溫格羅夫的普希金討論班上學習。他嗣后最主要的科研選題和創(chuàng)作主題普希金時代就是在這里奠定的。但在這個課題的研究中，特尼亞諾夫最感興趣的，是很少有人研究的現象和未知現象。他對威廉·卡爾洛維奇·丘赫爾別凱的研究，精細到了毫發(fā)畢現的地步此人系普希金在皇村中學的同班同學，被發(fā)配的十二月黨人，也是一個在詩歌創(chuàng)作上被公認不夠成功的寫詩者。特尼亞諾夫的第一部小說寫的就是他《丘赫里亞》（1925）。

《丘赫里亞》的創(chuàng)作本身就是一個文壇傳奇：特尼亞諾夫在舊書攤上偶然發(fā)現有人愿意出手一箱手稿，而這箱手稿出自普希金的同班同學也是普希金時代一位十二月黨人、詩人丘赫爾別凱之手，便不惜重金買下。1924年，當時正在國家文學出版社工作的著名兒童文學作家科爾涅伊·丘科夫斯基向年輕教師特尼亞諾夫約稿，約寫一本關于丘赫爾別凱的小冊子。不想特尼亞諾夫一下筆就剎不住車了，竟然寫成一部長篇小說，而且一上市就成為蘇聯(lián)歷史小說中的名著，反映時代精神的典范。在問世以來的80年中不斷重版再版，甚至時至今日也依然贏得讀者的喜愛。

特尼亞諾夫創(chuàng)作的第二部長篇小說是以俄國文學史上著名劇作家、《智慧的痛苦》的作者格里鮑耶多夫為主人公的《瓦吉爾·穆赫塔爾之死》（1928），小說把焦點對準格里鮑耶多夫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一年后又創(chuàng)作了怪誕歷史短篇小說《吉熱中尉》，這是以保羅一世時代生活中發(fā)生的真人真事為原型寫的。彼得一世的悲劇時代則被再現于中篇小說《蠟人》（1931）中，而在短篇小說《幼年時代的維圖希什尼科夫》（1933）中，作者譏諷地描寫了尼古拉一世的形象。

1932年特尼亞諾夫開始創(chuàng)作關于普希金的敘事作品《漢尼拔家族》，但只來得及寫完第一章的引言部分。這部分甚至講述到少年時代的亞伯拉罕（即嗣后的彼得大帝的黑奴和普希金的祖父亞伯拉罕·彼得羅維奇·漢尼拔）如何被土耳其人俘虜，后來輾轉被貢獻給彼得大帝的故事。小說同時講述普希金一家的貴族世系這些人生活過得安逸閑適，輕松飄逸。這一廣闊的史詩般的構思并不僅限于勾勒普希金的家譜。前言中如疊句一般重復多次的一句話是：問題涉及俄羅斯。

但這樣一種歷史追溯顯然牽涉面太廣，于是，特尼亞諾夫開始創(chuàng)作一部關于普希金的長篇小說，并決定以1800年為起點。此時作家已經得了重病，并且也得知自己患的是不治之癥。在再現普希金的童年和少年以后，他像是感染了普希金明朗的生命能量一般。小說第一卷于1935年發(fā)表，第二卷寄宿中學19361937年發(fā)表。第三卷青年時期寫作時，作家已經重病在身。他起先在列寧格勒，隨后被疏散到彼爾姆。1943年《青年時期》發(fā)表于《旗》雜志。對普希金命運的敘事一直延續(xù)到1820年。根據特尼亞諾夫朋友和同道者維·什克洛夫斯基的意見，業(yè)已完成的部分，只是原計劃的四分之三。更何況這部作品已被當作關于這位偉大俄羅斯詩人童年和青少年時代的一部完整作品，和特尼亞諾夫有關丘赫爾別凱、格里鮑耶多夫的作品共同構成三部曲。這是唯一一部配得上《普希金》這樣一個樸素而又簡單的書名的作品，在眾多普希金傳記中也是獨樹一幟。在疏散地時，特尼亞諾夫還創(chuàng)作了另外兩個短篇小說《多洛霍夫將軍》和《紅帽子》。在特尼亞諾夫的所有小說創(chuàng)作中，《普希金》是其小說創(chuàng)作的巔峰之作。

1943年12月20日，作家逝世于莫斯科，被葬在瓦甘科夫墓地。

特尼亞諾夫的所有作品都和俄國的往昔及其文化相關。其小說人物都是歷史上有過的真人彼得一世、尼古拉一世、格里鮑耶多夫、丘赫爾別凱、普希金。作家具有廣博的歷史知識，記憶里保存了許多故事和細節(jié)，善于在印刷和手寫檔案文獻中收集那些具有表現力的細節(jié)。作為一位學者，特尼亞諾夫不僅是一個語文學家，也不僅是一個文學史家，而且還是一個俄國史學家像卡拉姆津和普希金一樣。有一種說法，說特尼亞諾夫似乎從不虛構，他虛構只是為了彌補知識的不足，或是為了把事實納入某種既定的框架。實情不是這樣。特尼亞諾夫力求像普希金那樣真實再現過往的時代。在這個意義上，特尼亞諾夫的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都具有科學認識的價值。讀過《丘赫里亞》的讀者會對皇村中學、十二月黨人起義有所了解，而對于丘赫爾別凱的身世，卻是除此之外無從了解的。許多讀者都是通過這些歷史小說，平生頭一次了解格里鮑耶多夫的外交官生涯和普希金童年時代的生活細節(jié)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歷史小說成為歷史知識的可靠來源，是每個文化人都必須了解的。

特尼亞諾夫許多創(chuàng)造性的猜想后來都得到了證實，比如，想象不僅要求藝術也要求科學。特尼亞諾夫總是批判地對待知識的來源。有些材料很花哨，可它們卻像人一樣在撒謊.請不要相信它們，請走出文獻材料之外，深入挖掘下去。不要相信別人轉述的材料。作家在嗣后被收入集體文集《我們怎樣寫作》（1930）中的特寫中這樣寫道。

充滿經過嚴格考證方才成為事實的依據，這只是特尼亞諾夫藝術世界的一個基礎而已，只是從中建構更加復雜多義的藝術現實和藝術世界的基礎而已。特尼亞諾夫并沒有用海量的檔案資料把自己和生活隔絕起來。怎樣的個人生活經驗有助于作家深入體驗作品所描述的情境呢？作為一個文藝學家的特尼亞諾夫，遠遠超前于他那個時代。他和他那些奧波亞茲的同道者們什克洛夫斯基、艾亨鮑姆以及接近于這個圈子的羅曼·雅各布遜和托馬舍夫斯基一起，開辟了研究文學的嶄新的方法和路徑，這種新方法特別注重對于藝術創(chuàng)作內在法則的關注和重視，對于詩歌和散文小說的織體、對于方法和風格的嬗變規(guī)律，必須加以密切關注。這種方法有一個不太適合的名稱形式主義方法，這一學派也遭到了傳統(tǒng)學院派老一代文藝學家的抨擊和批判，也遭到蘇聯(lián)意識形態(tài)的批判。繼續(xù)從事集體性的學術研究成為不可能實現的夢想。1927年，特尼亞諾夫寫信給什克洛夫斯基說：我們這里已經在上演智慧的痛苦。我敢說這說的就是我們這三四個人而已。特尼亞諾夫在這封信里，用格里鮑耶多夫去波斯的故事，影射自己因得了不治之癥而必然死亡的結局。

特尼亞諾夫作品中對于普通人的描寫也滲透著悲劇精神。例如《蠟人》描寫彼得大帝時代下令收集畸形人標本的故事。特尼亞諾夫作品的結構特征反映了他對于俄國歷史規(guī)律的悲劇性思考。情節(jié)永遠都向著悲劇結局運行。對于格里鮑耶多夫、丘赫爾別凱臨終時的描寫，都是這樣。對保羅一世被謀殺結局的描寫令人感到歷史的宿命意味。

時代的比較自然會在特尼亞諾夫的語言上多有反映。特尼亞諾夫嫻熟地掌握了歷史風格學，準確地再現了不同時代的話語特點。但模仿古風并非目的本身：對他來說，還需要創(chuàng)造一種讀者在其再現情境中的親在感，從而賦予人物肖像真實的話語表現力�？傊�，特尼亞諾夫的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都是用極富時代特征的話語寫成的：他屬于那些賦予20世紀俄語以特征的作家之一。

特尼亞諾夫作品的藝術話語通常有兩個以上的層次。如《普希金》開篇頭一句話，就是少校是個吝嗇鬼。其中少校一詞用的是古老的書寫方式。這立刻給人一種時代距離感。這個詞立刻從句中脫穎而出，把我們的感覺推到從前和過去。與此同時，這樣一種話語修辭分層法式的風格模擬，在讀者身上能引起一種惶惶不安和憂心忡忡的感覺。凡是對現在不滿意的人，通常都會寄托希望于未來，或是把過去理想化。

艾亨鮑姆在回憶中這樣提到他初見特尼亞諾夫的印象：在一次普希金討論課上，有一個少年請求發(fā)言，他長得非常像普希金。特尼亞諾夫的整個一生是在普希金的標志下度過的作為作家，也作為文藝學家。如果我們探索一下長篇小說《普希金》的創(chuàng)作史，就應當把注意力轉向特尼亞諾夫自傳的頭幾頁。那里講到他在大約8歲時得到的第一個禮物，就是伍爾夫版一卷本的普希金全集。也就是說，最先吸引特尼亞諾夫的，就是普希金創(chuàng)作的非文選版的、寫起來自然而然的輕詩，這些詩非常自然地建基于為一定時期特定圈子的人所共享的暗示和隱喻之上。特尼亞諾夫走進普希金的藝術世界不是通過正門，因此他對普希金的態(tài)度頗有所謂接地氣之感。

在對普希金的研究中，特尼亞諾夫最忌諱人云亦云的市場流行語。他也不喜歡阿波羅·格里果利耶夫的普希金是我們的一切這種說法。他力求揭示普希金在俄國文學史中所起的具體作用。這是他最成功的地方。長篇論文《擬古主義者和普希金》（1924），闡述普希金在那個時代的文學爭論中所占據的立場，這是一部充滿了獨立見解，論證豐富而又翔實的科研論著。寫于1928年的《普希金》以罕見的科學的手法闡述了普希金的創(chuàng)作，揭示了普希金作為天才的一個最主要的秘密不間斷地發(fā)展和更新。讀這部長篇小說應當記住，特尼亞諾夫還寫有同名的科學論著，這部論著非常有助于我們讀懂作家的小說藝術觀。

這本書不是傳記，特尼亞諾夫在為本書寫的序言草稿（現存檔案）中說。讀者如果在書中尋找對于事實的精確描寫，準確的時間順序，對科學文獻的準確轉述的話，將會是徒勞的。這不是小說家該干的，而是普希金學家的責任。小說中事件發(fā)生的時間順序，常常被猜想所取代，而且是自由地取代，自由小說家自古以來就在充分利用這一古老的權力。這部小說無法替代科學傳記，而真正的科學傳記也是無法替代的。我想在這本書中接近于有關往昔的藝術真實，揭示這種真實永遠都是歷史小說家的目的。流傳下來的還有一句涉及《普希金》的構思的一句話：我這本書不是按照小說化傳記寫的，像史詩類作品從民族詩人的出生、發(fā)展和死亡一路寫下來。我在小說中并未把主人公的生平和創(chuàng)作分隔開來，也沒有把主人公的創(chuàng)作與其國家的歷史分割開來�！�20世紀俄羅斯文學》11年級用書，德羅法出版社，第1卷，莫斯科，2002年俄文版，第454頁。

這部小說按照原來的構思是很宏大的：特尼亞諾夫原本想要寫作一部史詩性的大長篇小說，也許其規(guī)模應當相當于《戰(zhàn)爭與和平》。在建構多層次廣角結構的同時，作家又給予廣闊空間背景下的細節(jié)描寫以密切關注。小說的語言像普希金一樣簡潔、充滿動態(tài)，沒有多余的廢話，每個句子都有情節(jié)動作，每個判斷都是格言警句。小說的簡潔還依靠另外兩種力量，一是離心力，一是向心力，以及這兩種情節(jié)力的關系。這條力線用于發(fā)展主題和擴展敘事，使得新的人物不斷出現。

長篇小說的藝術思想還有一個來源，就是勇敢地把兩個主題進行對比：創(chuàng)作主題和愛情主題。在此作家走向對于年輕普希金愛情欲求的闡釋，把一種不可遏制的生命渴望和一種崇高的靈魂結構結合起來。在小說的最后一卷里，作家藝術地展現了他在《無名的愛情》（1939）中記錄的一個傳記史假說，那就是普希金貫穿終生的對于葉卡捷琳娜·安德烈耶夫娜·卡拉姆津娜的愛情。該假說迄今為止既未被證實也未被證偽。但在這部小說中，這一假說卻在普希金的人物觀中得到了有機滲透和貫穿。最先提出這一假設的是格爾申宗。作為當時蘇聯(lián)學術界首屈一指的人物，特尼亞諾夫在此書中豐富了普希金研究中許多重要的事實、細節(jié)和關節(jié)點，并且對其創(chuàng)作遺產做了獨特而又深刻的闡釋。作家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還特別注重吸取許多蘇聯(lián)文藝學界的普希金研究成果。此書的構思始于1933年。其構思以其宏大規(guī)模和宏大氣魄令人震驚：即作家想通過這部著作全面展現普希金從降生以來的生平傳記事實。在普希金的一生中，特尼亞諾夫覺得最難以下筆的，是這位偉大詩人的童年：有關詩人這段生活，相關資料實在少得可憐。特尼亞諾夫在這部著作中表現了他獨異于他人的普希金創(chuàng)作之路觀：力圖驅散普希金注釋家們圍繞這位偉大詩人的名字而制造的花飾和傳奇，寫出一個作為活人的普希金，而非所謂生活中的普希金。例如，在魏列薩耶夫的《生活中的普希金》里，作為詩人的普希金幾乎根本就不在場，讀者從中看不到作為活人的普希金形象，倒是了解了不少普希金時代物質生活內容和環(huán)境的特點。特尼亞諾夫在其著作中，細致地描寫了普希金所處的人物環(huán)境他和敵友的，他的整個創(chuàng)作之路，他的悲劇矛盾和探索，他周圍的人物皇村中學校長恩格哈特、卡捷寧、戈爾恰科夫、沃洛佐夫等，通過這些人物的描述，讀者仿佛回到普希金生活和創(chuàng)作的那個年代。值得注意的是，這部小說的第3卷也只寫到1816-1820年間的普希金。作家在答記者問時，回答了他在這部小說中如何處理紀實與虛構的關系問題。通過所發(fā)掘的材料，特尼亞諾夫認為皇村中學時期在普希金的成長經歷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huán)節(jié)，不僅對于詩人哲學思想的成熟而言，而且對于詩人在政治思想上的成熟而言，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特尼亞諾夫在這部小說中既表現了他作為文藝學家的才華，也盡情表現了自己作為小說家的才華。這部作品的成功表明這位作家在創(chuàng)作中實現了罕有的結合：即小說家和理論家的二者合一。

特尼亞諾夫關于普希金短暫一生中始終在暗戀著卡拉姆津娜的假說，最先見之于他的論文《不具名的愛情》。按照此文的解讀，普希金在哀詩《白日的星辰熄滅了》中，隱隱透露出詩人正在為一種既不見容于時代，又注定無從實現的愛情所困擾的消息。當時流行著許多關于普希金的流言，似乎普希金當時是一個上流社會的雄獅，對待女性輕薄放蕩，舉止輕浮。對此種流言，特尼亞諾夫不但嗤之以鼻，而且力圖在他的小說中予以駁斥。在普希金的全部抒情詩作中，隱隱有一個系列，都與詩人對葉·安·卡拉姆津娜的隱秘愛情有關。這就是《巴赫切薩拉伊的噴泉》《奧涅金旅行記片段》《波爾塔瓦》題詞、哀詩《在格魯吉亞山岡上籠罩著夜的黑暗》等。和從前的研究者們（米·格爾申宗、帕·謝果列夫）的推斷不同，他認為普希金就其非同尋常的力度、持續(xù)的長度，并且終其一生都從未宣說的愛情而言，不是針對米·阿·戈利岑娜或米·尼·拉耶夫斯卡婭的。我們有足夠理由和根據認為他終其一生都隱瞞了他對卡拉姆津娜的愛情和情欲。特尼亞諾夫如是說。他提出了自己獨特的闡釋，這些闡釋不僅在普希金詩歌題獻詞和神秘的暗示中始終都是疑點，而且他還舉證了一些普希金同時代人的某些證詞來證明普希金和卡拉姆津娜之間的關系。其中包括普希金和卡拉姆津娜關系的最后一件證明，當詩人受了致命傷以后，他一再詢問：卡拉姆津娜在哪兒？卡拉姆津娜在嗎？在做總結時特尼亞諾夫得出一個對于我們的普希金觀具有原則性意義的重大結論：有一點變得十分清楚，即一度十分流行甚至成為非常時髦的普希金觀，即說他是一個風流倜儻，舉止輕浮，不斷任意改變其戀情的輕佻之徒：一名年僅17歲的中學生痛苦而又激烈的愛情迫使他在生命的最后時刻首先喊出的名字是卡拉姆津娜。這一隱秘的無名的愛情貫穿了他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