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剛上初中的時候，我的班主任老師叫德喜華。她是達斡爾族，個頭很小很嚴厲，但我怕她，因為如果我不聽話，她會把我在學校、在她面前犯下的錯告訴我媽。我又算是聽話的孩子，不愿意讓我媽在我身上費神費力，所以就會小心聽從德喜華老師的一切教導，包括寫日記這事。
德老師規(guī)定的課外作業(yè)就是寫日記，還要交日記，然后評分。我們有想法又不敢言語，只好每天流水賬一樣地記，只是不寫真正的心里事，心里事記在另一個帶鎖的本子上。德老師做我班主任的兩年里，我寫了很多本日記，被打過分的現(xiàn)在還在我媽家的柳條箱里，帶鎖的日記本卻找不到了，可能那才算是真正的日記。
總之，我養(yǎng)成記日記的習慣是從初中開始的，感謝德老師的嚴厲和我的聽話。
再以后我算是自由了，離開大興安嶺，離開了鄂倫春的家，上了藝術學院。畢業(yè)后在呼和浩特謀生，后又北漂，沒有工夫寫日記。日子也像水一樣流逝，感覺生活也就那么回事，被生下來就得活著而已。直到十幾年前，我茫然無望的生活有了變化，放棄了為生存而活的方式，誤打誤撞地做了獨立紀錄片，才恢復了寫日記的習慣。一是因為記性差，有些經(jīng)歷不記下來很快就忘了；二是受到父親顧德清的《獵民生活日記》的影響，也就有了這樣一本行走的記錄，都是在敖魯古雅的十年間拍攝紀錄片之外的記錄，其中也有拍攝《神翳》《烏魯布鐵》《額日登的遠行》的日記片段。在《憂傷的馴鹿國》出版后，鄂溫克族藝術家、《犴達罕》的主人公維佳給我打來電話說，你就好好寫日記吧，日記是人類最好的小說。我很感動他這么說，但也知道自己寫得并不那么好，只是作為自己到老時還能回憶起的證明。畢竟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時間段，結識了很多不同經(jīng)歷的朋友，能讓我們在年邁時，共同回憶這一段美好或不美好的真實時光。真心謝謝你們書中提及的所有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