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jié)相對寬松的文化環(huán)境
    從1927年開始，“全國各地的文化人好像受著神秘的力量驅(qū)使似的，他們像候鳥一樣成群結(jié)隊、不約而同地離開他們原來的棲居之地向上海遷徙”。參與大遷徙的文化人是如此之多，以至于直接導致了中國現(xiàn)代文化中心的南移，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曠新年是這樣解釋這次遷徙的：“上海已經(jīng)成為中國的經(jīng)濟中心，而且是動亂不已的中國一個繁榮的孤島。尤其是帝國主義的租界為白色恐怖統(tǒng)治下的中國的革命作家提供了隱身之地。”很明顯，曠新年認為這些文化人來到上海之后的存身之地是上海的租界。
    但事實并非完全如此。太陽社的春野書店所在的“北四川路”就不在租界地區(qū)，而只是越界筑路地區(qū)。春野書店“前門為日本租界，后門為中國地界”。1927年9月魯迅偕許廣平來到上海居住的住所及以后多次變更的住所也并不是在租界，他們的常住地址也是越界筑路地區(qū)，魯迅只是在特殊情況下才到租界避居。魯迅的《且介亭雜文》集的題目已經(jīng)含蓄地表明自己所居住的地帶屬于半租界地區(qū)，而并不屬于租界地區(qū)。因此，國內(nèi)的文化人不約而同地來到上海，并在上海居留，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并不是一個“租界”概念所能完全解釋得了的。1927-1930年真實的上海被研究者對租界的過度想象遮蔽了。真實的上海有待于進一步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