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蓋棺論定”的魯迅：“民族魂”
　　1936年10月19日晨5時25分，魯迅在上海北四川路施高塔路大陸新村9號他的寓所里與世長辭。“一瞑之后，言行兩亡”，對于普通人來說，與人世的告別常常是人間恩怨的終結(jié)；對于魯迅而言，則不過是從此開始了由魯迅逐漸變?yōu)?ldquo;魯迅”的“死后的命運”。
　　俗話說：“蓋棺論定”，對一個人的是非功過，生前往往不能任意褒貶、恣情評說；到死后，是可以作出“最后判決”的了。魯迅逝世后，紀念文章鋪天蓋地，如雪花飛揚；各色等粉墨登場，議論紛紛，表達了形形色色的“我之魯迅觀”。作為中國現(xiàn)代史上的一個重大件，“魯迅之死”激發(fā)了空前盛大的悼念熱潮；由“魯迅之死”催生的各種“蓋棺之論”也是前的繁復(fù)多樣，可謂“眾聲喧嘩”。
　　人們往往是在“魯迅本體”、“時代思潮”與“自我表達”這三者的合力中，描摹出“我心目中的魯迅”的。形形色色的“我之魯迅觀”彼此交叉、滲透，甚或相互駁難、反對，以歷史的合力構(gòu)成了“魯迅本體”的不同“魯迅映像”，并由這紛紜雜多的“魯迅映像”，最終不斷接近于“魯迅本體”的某個側(cè)面。
　　從1936-1937年，由魯迅逝世引發(fā)的追悼和紀念熱潮，對于“民族魂”魯迅形象的塑造，具有“一錘定音”的奠基作用。在整個戰(zhàn)爭年代，無論是八年抗日戰(zhàn)爭時期，還是三年解放戰(zhàn)爭時期，“民族魂”的魯迅形象始終具有籠罩性的影響力。與此同時，它對新中國成立之后魯迅形象的塑造，也具有深遠而持久的輻射力--富有象征意味的是，1956年當中共中央和國務(wù)院決定，將魯迅墓由上海萬國公墓遷往上海虹口公園時，巴金和上海市副市長金仲華，依然將一面縫有黑字的“民族魂”紅旗覆蓋在魯迅的靈柩上，這面“民族魂”紅旗是按照二十年前魯迅逝世時覆蓋在靈柩上的那面旗子制成的，所不同的是將原來的白底換成了紅底，用來象征中國革命已經(jīng)取得了勝利。新中國成立后，新政權(quán)對“民族魂”旗幟的沿用，在某種意義上，象征著在新的歷史時期，對魯迅形象的定位，依然延續(xù)了1936年魯迅剛剛逝世時對魯迅的“蓋棺定論”：“民族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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