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內容主要是作者在《西北大學報》《朝華夕拾》專欄后期所發(fā)文章的集合，另外還將其他幾位作者所發(fā)文章一并收入。全書共分為“校史拾零”“師友情懷”“夕陽文匯”三章，收錄了近150篇文章，內容均與西大、西大人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大學是知識的殿堂，更是文化的沃土。自1902年陜西大學堂和京師大學堂仕學館始，西北大學已經走過了120年的光輝歷程，雖歷程坎坷，但弦歌不輟、底蘊深厚，是一代代西大人的奮斗之地、向往之地和懷念之地，留下了許多可歌可頌的故事。將其中的大事、故事、趣事記述下來，對建設富有特色的大學文化，增強師生文化自信，在學校百廿歷史的熏陶中治學求知，意義重大。20世紀90年代，學校原黨委書記董丁誠以千里青為筆名，在《西北大學報》開設《紫藤園夜話》專欄，以隨筆形式，擷英式記敘西北大學建設發(fā)展中的人和事，受到了師生和廣大校友的喜愛和好評。1997年和2002年，應廣大讀者呼吁，出版社將發(fā)表在校報上的文章進行整理，分別出版了《紫藤園夜話》第一輯和第二輯。后來校報又開設《朝花夕拾》專欄，繼續(xù)邀約董書記撰稿，其間曾有中斷，在校報編輯和讀者的強烈請求下，作者又克服困難堅持寫作，是校報20多年來的經典欄目，也是西大人習慣性等待閱讀的經典文章。作者在西北大學學習工作生活66年，從學生到老師、從教授到學校領導，時間跨度長、經歷事情多、掌握史料豐富，加上高深的語言文字能力和對學校的深厚感情，每一篇文章都深深打動著西大師生，觸動著讀者的心靈。這其中的人和事，大部分是他親身經歷的，也有少部分是他搜集整理的，篇篇閃現(xiàn)著傳承西大精神、深埋榮校種子的印記，處處展示著大師的愛國之心、學生的英姿勃發(fā)，既是學校發(fā)展的生動寫照，也體現(xiàn)著作者對學校的熱愛、對西大人的熱愛。學校雙甲子校慶深深牽動著所有西大人和關心西大的人的心。藉此之際，出版社將《朝花夕拾》專欄的文章進行了整理，出版《紫藤園夜話》第三輯，并再版第一輯和第二輯。這既是百年老校深厚文化積淀的體現(xiàn)，也是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生動讀物。希望給大家?guī)碜窇浥c啟迪的同時，能夠進一步厚植文化底蘊、彰顯文化特色、凝聚文化偉力，增添認同感、激發(fā)責任感，鼓舞全體西大人在西大精神的鼓舞和厚重文化的滋養(yǎng)下不負厚望、砥礪前行，努力書寫西北大學的美好新篇章。
李大釗和幾位西大學人
西大校史人物中，有多位在早期曾和革命先驅李大釗過從甚密，交情匪淺。
頭一位是羅章龍。他和李大釗是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同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張國燾在回憶錄中稱，毛澤東是受羅章龍的影響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早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李大釗就發(fā)起組織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和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羅章龍是核心成員。共產黨成立后，羅章龍擔任北京大學黨支部書記。他們都是20世紀20年代初開辟革命新天地的先鋒人物。李大釗犧牲得早，羅章龍因反對王明被開除出黨，轉入教育界，在西大任教將近10年。
后來做過西大校長的楊鐘健，早年在北大地質系上學期間，曾追隨李大釗參與革命活動。他組織旅京陜西學生聯(lián)合會，主編《秦劫痛話》，創(chuàng)辦《共進》半月刊，組建共進社。他親身投入“五四”愛國運動，參加了痛打章賊、火燒曹宅的斗爭，后來成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員。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楊鐘健經李大釗介紹加入了國民黨。1923年北大畢業(yè)后，楊鐘健選擇赴德留學，此后走上治學道路。
還有一位卿汝楫，也是李大釗的追隨者，差一點與李大釗一起被捕犧牲。1927年4月6日，張作霖違背國際慣例，派軍警闖入蘇聯(lián)駐華使館逮捕李大釗等多人，卿汝楫此前也和李大釗在一起，因他先已離去而幸免于難。李大釗遇害后，滿腔悲憤的卿汝楫擬行刺張作霖未果。事過多年，卿汝楫來到西大，于1941年至1944年任歷史系教授。
侯外廬早年經他的山西老鄉(xiāng)、早期共產黨人高君宇介紹結識李大釗，受其影響而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并在李大釗支持下創(chuàng)辦進步刊物《下層》（被當局查禁）。當時能夠讀到的馬克思著作譯本極少，侯外廬打算自己動手翻譯，得到李大釗的熱情鼓勵。李大釗遇害后，侯外廬也上了黑名單，被迫前往法國避難。侯外廬曾經深情地說：“與大釗的接觸，使我的思想發(fā)生根本性轉變——對我一生都有影響力�！彼诜▏泳o翻譯《資本論》，就是為了祭奠英靈，“以酬他對我的蒙師之教”。侯外廬后來成為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學者，新中國成立初期任西大校長期間大興馬克思主義新學風，尋根溯源，乃是先烈李大釗播下的思想火種。
許興凱，筆名“老太婆”，青年時期受“五四”新思潮吸引，曾與李大釗多有接觸，自稱與李大釗的關系是“半師生半朋友”。經李大釗介紹，他做過北京《晨報》記者，參與過《新青年》雜志的具體事務，還在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短期工作過。他在自傳中坦承，李大釗遇害后，“本人因膽小，退出實際政治運動，而走專門教書著作之路’。許興凱于1938年來西北聯(lián)大任歷史系教授，學校重組改名西大后，他留在西大，直到1952年病故。新中國成立初期，因他早年有過與李大釗交往的“紅色”歷史，曾得意一時，自稱“三十年的老馬列”，宣稱“我的時代來了”。
這幾位，早期都和李大釗有緣，后來又都和西大有緣。不由人要感嘆一聲：緣分�。∨c李大釗結緣，是思想上的啟蒙、理論上的靠攏、信仰上的皈依。與西大結緣，是轉入另一戰(zhàn)場，在施教過程中，或隱或顯、或多或少、或自覺或不自覺地傳播新思想、新觀念、新文化。侯外廬在西大，正當新的歷史時期，又身為一校之長，自然是旗幟鮮明、大張旗鼓地宣揚“主義”了。有這么多新思潮的弄潮兒先后來西大任職任教，是西大之幸、西大學子之幸。
還有一事，與李大釗相關，值得一提。李大釗遇害后，剛從西大結業(yè)被組織派到蘭州工作的王孝錫，當即發(fā)起舉行了公開的追悼大會，并主編了一期《追悼北京死難烈士專號》，其中刊有他自己寫的一首悼詩：“霹靂一聲，／在陰霾沉沉、妖氣彌漫的北京，／現(xiàn)出霞光萬道——／主義的鮮花，／烈士的血星，／表現(xiàn)在帝國主義的發(fā)抖中。／——你們是為黨，／為國，／為全人類解放而犧牲。／這是何等光榮�。笏勒叩奈覀�，恨不能列入諸君之林，／與賊拼命。／——前進！奮斗！殺賊�。拍芡瓿赡銈兾淳怪Γ磕銈冊谔熘`！”真是字字血，聲聲淚，悲憤之情，溢于言表。一年多后，王孝錫也為革命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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