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介紹商務印書館內(nèi)部的關系結構和派系圖譜,展現(xiàn)新人與舊人、書生派與教會派之間的復雜聯(lián)系;激進思想和保守思想、西化思想和守中思想之間的劇烈碰撞,展現(xiàn)“閩派”出版家、作家群體在跌宕起伏的時代浪潮中的奮進風姿和恢弘魄力,他們對中國文化教育平臺的建設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在特殊歷史時期的湍急潮流中砥礪延續(xù)著中國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堅持走出不同凡響的文化新路,彰顯出中國出版人、福建出版人的雙重自信和加倍風采。其中高夢旦、李宣龔、鄭貞文、鄭振鐸等人均是商務印書館的中流砥柱,是福州城市人文的精英、福建地方文化的代表,在商務印書館的發(fā)展歷史中留下過許多璀璨奪目的篇章。
導 言
輯來自福州的“商務”高管
高夢旦:以謀國風度謀書事
陳承澤:在政治與學術之間
高向瀛:福州分館的拓荒人
林孝恂:新學教育的踐行者
李宣龔:商務文化的守望者
江畬經(jīng):博學多才的大管家
鄭貞文:科普推廣的先行者
何公敢:漢字檢索的開拓者
唐鉞:現(xiàn)代心理學奠基人
黃葆戊:書畫大家 金石巨匠
林志烜:《四部叢刊》的臣
陳懋解:民國末任的“當家人”
沈覲宜:商務印書館的經(jīng)濟學家
輯來自福州的“商務”編輯
吳曾祺:商務印書館的“涵芬先生”
劉崇杰:縱橫捭闔悟法析律
高鳳歧:憂國憂民的濟世之才
黃展云:蒙學教育遺愛在民
林白水:報界先驅(qū)
永炘:國語教科書的編纂者
壽昌:精通法律的譯著人
陳學郢:理化教材的編纂者
慶驥:青出于藍而勝于藍
陳文:早的代數(shù)譯介者
永炅:數(shù)學教材的編纂者
黃士恒黃士復:昆仲道合啟蒙養(yǎng)正
林長民:沖鋒陷陣 可用書生
李文彬:商務英語的奠基人
李宣韓:記賬法的推行者
范毓桂:人名辭典的編纂者
新命:“文化宣言”的急先鋒
林皓民:地下員 一崗多能
朱謙之:文明沖突的前瞻者
鄭振鐸:新文動倡導者
林植夫:新四軍中的經(jīng)濟學者
高拜石:掌故大家報界聞人
薩孟武:通才型的政治學家
林徽因:才貌是可以雙全的
劉道鏗:同力協(xié)契振此“晨鐘”
彥行:剩個山門 拓個郊園
陳壽凡:人類種質(zhì)改良的探索者
陳步:深挖社科 筆耕不輟
董琨:現(xiàn)代辭書的修訂人
……
第三輯來自福州的“商務”作者
附錄
夏瑞芳與張元濟
編譯所職員錄(1924年)待考福州籍編輯、作者名錄
主要參考書籍與文獻
后記
高夢旦:
以謀國風度謀書事
高夢旦(1870-1936),的教育家、出版家、家和辭書學家。名鳳謙,字夢旦,常用筆名崇有;福建長樂(今福州市區(qū))人,出身于桐城派古文名家。
他是維新人士,曾經(jīng)投稿于梁啟超創(chuàng)辦的《時務報》論廢除跪拜之事,梁十分欽佩。從此兩人書信往來,成為朋友。高夢旦兄弟三人,長兄鳳岐(字嘯桐),舉人出身,是桐城派古文學家,官梧州知府,曾供職于商務印書館;次兄而謙(字子益),舉人出身,畢業(yè)于福州馬尾的船政學堂和法國巴黎大學,清末曾任四川布政使,民初先后出任駐意大利公使和;表哥魏瀚,同樣畢業(yè)于船政學堂,留法獲法學博士學位,代造艦專家,民國時期福州船政局局長、海軍中將,林紓翻譯《巴黎茶花女遺事》的主要促成者。高夢旦還是中國的社會活動家鄭振鐸的岳父,物理學家、院士洪朝生之外祖父。
高夢旦自幼聰明,母親、兄長是其啟蒙老師。他不及幼學之年父母雙亡,由兄長二人將其撫養(yǎng)成人。高夢旦成年后以筆耕、教讀自食其力,推崇實用之學,自創(chuàng)文章“寫實體”。他曾在福州致用書院學過表兄魏瀚的家庭教緒二十二年(1896)高夢旦隨長兄鳳歧赴浙江,先入杭州知府林啟(福州人)幕府,后任浙江大學堂(原名求是書院)教作為大學堂留學監(jiān)督帶領學生東渡日本游學。在浙期間,他發(fā)表了的譯論《翻譯泰西有用書籍議》,不但強調(diào)翻譯人文社科類書目的重要,而且針對統(tǒng)一譯名標準提出了“辨名物”(意譯)和“諧聲音”(音譯)的建議,思想前瞻和開拓。
1903年,應張元濟之邀,高夢旦攜長兄資金入股商務印書館,受聘為編譯所國文部部長,成為首入商務印書館的福州人。此后,他出任董事、常務董事、編譯所所長、出版部部長,1909年還兼任復旦公學監(jiān)督(復旦大學第四任校長)。復旦大學校史館收藏著早的一張復旦大學畢業(yè)文憑,該文憑于1909年即宣統(tǒng)元年由高夢旦監(jiān)督簽發(fā),現(xiàn)已成為“鎮(zhèn)館之寶”。
商務印書館首獲的巨大經(jīng)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源于編輯出版規(guī)范化的小學教科書,這是高夢旦的創(chuàng)議。陳叔通在《回憶商務印書館》一文中寫道:“教科書的起源是由高夢旦去日本考察,回來后搞的!痹谌毡颈O(jiān)學的一年多時間里,高夢旦考察得出其興盛的緣由在于興教育。他認為時下中國教育革新的根本在于小學,而小學的關鍵在于教科書。因此,高夢旦立志編寫規(guī)范化、分類化的教科書。主政編譯所國文部后,結前一輪將教科書“”給社會人士編譯的經(jīng)驗教訓(指1902年商務印書館委托蔡元培、蔣維喬編寫教科書),澄清了那次教科書的編寫既不規(guī)范又多缺失而造成無法問世的原因:缺乏完善的編輯規(guī)范制度的約束。為此,他與張元濟商議后決定先從建立制度著手,同時開始《新國文教科書》編輯出版的前期工作。高夢旦負責確立行動指南,要求“凡關于立身、居家、處世,以事物淺近之理由與治生之所不可缺者,皆萃于此書。其有為吾國之,則極力表彰之;吾國之弊俗,則極力矯正之,以期社會步改良”。接著他提出將教科書“制”改為“自辦制”,聘請專職編輯來從事教科書的編纂工作。思路與確定后,他對小學國文教科書先定計劃,然后依照規(guī)范要求采用“合議制”編輯方法,與蔣維喬、張元濟、莊俞討論、修改,不厭其詳。高夢旦主持編寫的《新國文教科書》是我國近代教育套的教科書,一經(jīng)出版全國。隨之,教科書由小學擴展中學、師范,在全國范圍內(nèi)被學校廣泛采用。他因此被譽稱“中國現(xiàn)代語文教科書之父”。這是他在商務印書館創(chuàng)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