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亂世的首先打響

張國風

《三國演義》作為中國小說史上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又是一部長篇歷史小說，這當然不是一種巧合。歷史的興亡成敗，史學與生俱來的宏大背景和廣闊視野，史書的時空縱深和豐富內(nèi)容，可以最方便地提供長篇小說所需要的巨大內(nèi)容與敘事線索。與此同時，借鑒史書的體裁，特別是參考紀傳體、編年體和紀事本末體，參考史家敘事的互見法，小說家也可以不太困難地構(gòu)筑起長篇小說的巨大框架。在中國古代的各種文體中，史學和詩歌正是最強勢的文體。詩歌長于抒情而史學善于敘事，小說向史家借鑒敘事的技巧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在小說成熟以前，沒有別的文體比史學更善于敘事。唯其如此，古人贊譽小說的敘事之妙，便說是才比班、馬，文追左丘。毛宗崗稱譽《三國演義》，便說作者是司馬遷再世：予嘗讀《史記》，至項羽垓下一戰(zhàn)，寫項羽，寫虞姬，寫楚歌，寫九里山，寫八千子弟，寫韓信調(diào)軍，寫眾將十面埋伏，寫烏江自刎，以為文章紀事之妙，莫有奇于此者，及見《三國》當陽、長坂之文，不覺嘆龍門之復生也。其過枝接葉處，全不見其斷續(xù)之痕，而兩邊夾敘，一筆不漏。如此敘事，真可直追遷史。每見左丘明敘一國，必旁及他國而事乃詳。又見司馬遷敘一事，必旁及他事而文乃曲。今觀《三國演義》，不減左丘、司馬之長。像《金瓶梅》那種以日常生活為題材的長篇世情小說，不可能跑到歷史小說的前面去。令人驚奇的是，歷史真實性非常稀薄的《水滸傳》，幾乎與《三國演義》同時誕生了。當然，有關(guān)《水滸傳》的成書時間，學術(shù)界還有爭論。有人認為，《水滸傳》的成書當在永樂以后，正德、嘉靖以前，那就得另說。這里采用的還是成書于元末明初的含糊的說法。中國的史學和小說有一種不解之緣，就像中國的詩歌永遠從大自然汲取靈感一樣。

當然，從結(jié)構(gòu)上看，小說與史學畢竟有所不同，尤其是長篇小說。正史的體裁大多為紀傳體，以一個人物的生平為敘事的線索，長篇小說的結(jié)構(gòu)顯然不能照搬紀傳體的結(jié)構(gòu)。譬如說赤壁之戰(zhàn)，就必須參考劉備、曹操、孫權(quán)、周瑜、諸葛亮、魯肅等數(shù)家的傳，才能敘述出來。毛宗崗注意到這一點，所以他在《讀〈三國志〉法》中說：《三國》敘事之佳，直與《史記》仿佛，而其敘事之難則有倍于《史記》者�！妒酚洝犯鲊�分書，各人分載，于是有本紀、世家、列傳之別。今《三國》則不然，殆合本紀、世家、列傳而總成一篇。分則文短而易工，合則文長而難好也。不難想象，編年體或是紀事本末體的結(jié)構(gòu)也無法套用于長篇小說的結(jié)構(gòu)。從關(guān)注點來看，史學關(guān)注的是軍國大事，小說關(guān)注的是故事和人物。兩者有交叉，但畢竟不同。

中國古代的小說，恰恰選擇了一個亂世作為題材，來進行它的鴻篇巨制的最初嘗試，這是不是一種巧合呢？當然不是。我們看現(xiàn)在保存下來的宋元講史話本，譬如《新編五代史平話》《武王伐紂書》《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后集》《秦并六國平話》《三國志平話》《三分事略》《吳越春秋平話》，寫的都是亂世，這個書單差不多就是現(xiàn)在能夠看到的宋元講史話本的全部。至于宋元時期的戲曲，元雜劇的優(yōu)秀作品，亦大多以亂世作背景。如《竇娥冤》《魯齋郎》《單刀會》《趙氏孤兒》《陳州糶米》。南戲中的《琵琶記》《拜月亭》，也是寫亂世。《西廂記》里，也要穿插兵變。孫飛虎的兵變提供了崔、張愛情取得突破的契機。從現(xiàn)存的《永樂大典》的目錄來看，大量的宋元話本已經(jīng)失傳，可是，按常理推測，能夠保存下來的，大多是其中的精華。由此可見，長篇小說和戲曲都是寫亂世的首先打響。

中國歷史上的亂世很多，恰恰是寫三國的歷史演義最為出色，這當然不是偶然的。如魯迅所說：因為三國底事情，不像五代那樣紛亂；又不像楚漢那樣簡單，恰是不簡不繁，適于作小說。而且三國時底英雄，智術(shù)武勇，非常動人，所以人都喜歡取來做小說底材料。再有裴松之注《三國志》，甚為詳細，也足以引起人之注意三國的事情。（《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

當著中國文學的重心從正統(tǒng)文學向通俗文學戰(zhàn)略轉(zhuǎn)移的時候，當著小說和戲曲由附庸而為大國，取詩文而代之的時候，寫亂世的題材首先取得成功，這是毫不奇怪的。通俗小說和戲曲不同于文言小說，它在起步階段不是文人所作，為文人所傳播、所欣賞的案頭之作，而是瓦舍勾欄的藝人謀生的手段。通俗小說和戲曲面對的是廣大文化程度有限的民眾，這就決定了它們必須主要依靠情節(jié)的曲折離奇來吸引聽眾和觀眾，戲曲則除了情節(jié)的曲折離奇以外，還需要調(diào)動唱、念、做、打的各種手段。因為是亂世，所以常�？梢源蚱瞥Ｒ�(guī)，可以容納更多的巧合，敷演出更多的悲歡離合，產(chǎn)生更多浪漫的情節(jié)，寄托更多的人生感慨。從另一個方面來看，亂世是一個最需要英雄，也產(chǎn)生了英雄的時代。毛宗崗說得好：古史甚多，而人獨貪看《三國志》者，以古今才人之聚，未有盛于三國者也。觀才與不才敵，不奇；觀才與才敵，則奇。觀才與才敵，而一才又遇眾才之匹，不奇；觀才與才敵，而眾才尤讓一才之勝，則更奇。毛宗崗所謂一才之勝，指的是諸葛亮。亂世是斗智斗勇的時代，是天下爭于氣力的時代。三國故事的魅力就是一個斗字。如果你對這個斗字不感興趣，那就讀不下去。

毛宗崗在《三國演義》的開頭加了楊慎的一首詞作為卷頭詞，詞中寫道：是非成敗轉(zhuǎn)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好像當年的是非成敗都沒有什么意義，只有大自然是永恒的。宋人范仲淹寫了一首《剔銀燈》，意思更加消極：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孫權(quán)、劉備。用盡機關(guān)，徒勞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細尋思，爭如共、劉伶一醉。人世都無百歲，少癡，老成尪悴。只有中間，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牽系。一品與千金，問白發(fā)、如何回避。

這似乎不像我們所熟悉的那個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但這首詞確為范仲淹所作，見于《中吳紀聞》，收入《全宋詞》。由此可見，人都是復雜的，范仲淹的思想性格也是多側(cè)面的，人的情緒也總有起伏波動。一時的消沉，不影響范公的偉大。體味這首詞的意思，我們不妨設(shè)想一下，如果是非成敗真的沒有什么意義，如果三國紛爭，爭如共、劉伶一醉，那么，作者還寫這本書干什么呢？毛宗崗給《三國演義》加上了這個帽子以后，讀者對蜀漢滅亡、曹魏一統(tǒng)中國北方，司馬氏進一步統(tǒng)一全國的悲劇結(jié)局或許可以心平氣和一些。反正是非成敗轉(zhuǎn)頭空，反正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人何苦要去與命爭呢�？墒牵�全書把人的智慧、人的力量和人的主觀努力、斗智斗勇，寫到那樣淋漓盡致的地步，恐怕不是一首短短的卷頭詞就可以抹掉的。讀者的激動心情，也不是兩句哲理就可以抹平的。三國時期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固然只占很小的一段，可以說是轉(zhuǎn)頭空，但讀者讀完《三國演義》以后，卻是不能立刻就平靜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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