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王國維先生在清華大學教授《古史新證》時提出著名的“二重證據法”。這一研究方法提出后雖多有爭議，但“二重證據法”依然是中國歷史考古學研究最行之有效的路徑之一。

　　2012年，《海龍屯與播州楊氏土司遺存考古工作規(guī)劃》（2013-2015）獲得國家文物局批準，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遵義市文物局（今遵義市文化旅游局）、遵義市地方文博單位等共同開展播州楊氏土司考古工作，貴州土司考古由此揭開了新的篇章，海龍屯遺址、新蒲楊氏土司墓地先后榮獲中國“六大考古新發(fā)現”（2012年）、中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2014年）、世界十大考古發(fā)現（2015年）、國家文物局田野考古獎一等獎（2016年）等殊榮，基本厘清了播州楊氏土司墓葬、衙署、莊田、遺址等遺存的分布概況，為研究播州楊氏提供了全新的實物資料。“地下之新材料”已獲，故而求之“紙上之材料”，兩者對播州楊氏土司研究之重要價值，猶如鳥之雙翼、車之雙輪，為其并行不悖，方能行穩(wěn)致遠。為推動播州楊氏土司考古遺存研究的深入發(fā)展，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學系（今四川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合作，組織專門人員翻檢古代文獻，將與播州楊氏土司有關的文獻記載輯錄出來，分門別類加以整理，目標是盡可能窮盡“紙上之材料”。

　　對播州楊氏土司的關注可上溯至清代中晚期。鄭珍、莫友芝首先將歷史文獻與實地調查結合起來對播州楊氏遺存進行綜合考察，二人合編的《遵義府志》在宋濂所作《楊氏家傳》基礎上徵引《宋史》《宋朝事實》《元史》《明史》《四川通志》《貴州通志》《讀史方輿紀要》《明一統(tǒng)志》《明會典》《輿地紀勝》《續(xù)宏簡錄》《全蜀藝文志》《蠻司合志》《心齋隨筆》《綦江縣志》《明詩綜》《明史紀事本末》《平播全書》等文獻，詳細梳理了白楊氏入播至覆沒的歷史，同時大量收錄與播州楊氏有關的實物遺存。民國時期周恭壽等延續(xù)鄭、莫二人之法，編修《續(xù)遵義府志》，對與播州楊氏土司有關的遺存亦有所涉，因此《續(xù)遵義府志》與《楊氏家傳》《遵義府志》一道成為研究播州楊氏土司的關鍵文獻。

　　近現代史學及民族學界將目光投射到播州楊氏，始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1937年，商務印書館率先點校并出版了《平播全書》；浙大西遷過程中，譚其驤先生亦關注到播州楊氏，所撰《播州楊保考》一文以《楊氏家傳》為核心，援引《唐書》《宋史》《元史》《明史》《宋朝事實》《元和郡縣志》《播地善后事宜疏》《遵義府志》《續(xù)遵義府志》《正安草志》《貴州通志》《（康熙）羅氏族譜》《讀史方輿紀要》《水經》《明一統(tǒng)志》《天下郡國利病書》《萬歷三大征考》《黔記》《南詔野史》《桂海虞衡志》《太平寰宇記》《炎徼紀聞》等二十余種文獻記載論證播州楊氏祖源及族別，對播州楊氏源出山西太原之說提出質疑，認為楊氏更可能是是來自瀘敘一帶保保之一支。該文發(fā)表后影響很大，引發(fā)了學界對播州楊氏族屬的熱烈討論。

　　新中國成立后，播州楊氏研究不斷深化，既有綜合研究和專題研究，亦有資料整理。綜合研究涉及播州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教育、與中央王朝的關系、民族關系、海龍屯遺址及平播之役等；專題研究則多聚焦于楊氏土司之民族、土司制度、土司考古遺存、軍事、經濟、文化及資料搜集等，成果斐然，茲不一一贅述。資料整理方面，亦有不少新的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