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俞吾金教授是我國哲學界的著名學者，是我們這一代學人中的出類拔萃者。對我來說，他既是同學和同事，又是朋友和兄長。我們是恢復高考后首屆考入復旦大學哲學系的，我們住同一個宿舍。在所有的同學中，俞吾金是一個好學深思的榜樣，或者毋寧說，他在班上總是處在學與思的“先鋒”位置上。他要求自己每天讀150頁的書，睡前一定要完成。一開始他還專注于向往已久的文學，一來是“文藝青年”的夙愿，一來是因為終于有機會沉浸到先前只是在夢中才能邂逅的書海中去了。每當他從圖書館背著書包最后回到宿舍時，大抵便是熄燈的前后，于是那摸黑夜談的時光就幾乎被文學占領了。先是莎士比亞和歌德，后來大多是巴爾扎克和狄更斯，最后便是托爾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了。好在一屋子的室友都保留著不少的文學情懷，這情懷有了一個共鳴之地，以至于我們后來每天都很期待去分享這美好的時刻了。 但是不久以后，俞吾金便開始從文學轉到哲學。我們的班主任老師，很欣賞俞吾金的才華，便找他談了一次話，希望他在哲學上一展才華。不出所料，這個轉向很快到來了。我們似乎突然發(fā)現(xiàn)他的言談口吻開始頗有些智者派的風格了——這一步轉得很合適也很順暢，正如黑格爾所說，智者們就是教人熟悉思維，以代替“詩篇的知識”。還是在本科三年級，俞吾金就在《國內哲學動態(tài)》上發(fā)表了他的哲學論文《“蠟塊說”小考》，這在班里乃至于系里都引起了不小的震動。不久以后，他便在同學中得了個“蘇老師”（蘇格拉底）的雅號�？磥聿⒎桥既唬�他在后來的研究中曾對智者派（特別是普羅泰戈拉）專門下過功夫，而且他的哲學作品中也長久地保持著敏銳的辯才與文學的沖動；同樣并非偶然，后來復旦大學將“獅城舌戰(zhàn)”（在新加坡舉行的首屆國際華語大專辯論賽）的總教練和領隊的重任托付給他，結果是整個團隊所向披靡并奪得了冠軍獎杯。 本科畢業(yè)后我們一起考上了研究生，1984年底又一起留校任教，成了同事。過了兩年，又一起考上了在職博士生，師從胡曲園先生，于是成為同學兼同事，后來又坐同一架飛機去哈佛訪學�？傊�，自1978年進入復旦大學哲學系以來，我們是過從甚密的，這不僅是因為相處日久，更多的是由于志趣相投。這種相投并不是說在哲學上或文學上的意見完全一致，而是意味著時常有著共同的問題域，并能使有差別的觀點在其中形成積極的和有意義的探索性對話�？偟恼f來，他在學術思想上始終是一個生氣勃勃地沖在前面的追問者和探索者；他又是一個犀利而有幽默感的人，所以同他的對話常能緊張而又愉悅地進行。 作為哲學學者，俞吾金主要在三個方面展開他長達30多年的研究工作，而他的學術貢獻也集中地體現(xiàn)在這三個方面，即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哲學、西方哲學史。對他來說，這三個方面并不是彼此分離的三個領域，毋寧說倒是本質相關地聯(lián)系起來的一個整體，并且共同服務于思想理論上的持續(xù)探索和不斷深化。在我們剛進復旦時，還不知“西方馬克思主義”為何物；而當我們攻讀博士學位時，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已經是我們必須面對并有待消化的關鍵文本了。如果說，這部開端性的文本及其理論后承在很大程度上構成了與“梅林—普列漢諾夫正統(tǒng)”的對立，那么，系統(tǒng)地研究和探討國外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就成為哲學研究（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一項重大任務了。俞吾金在這方面是走在前列的，他不僅系統(tǒng)地研究了盧卡奇、科爾施、葛蘭西等人的重要哲學文獻，而且很快又進入到法蘭克福學派、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弗洛伊德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等等。不久，哲學系組建了以俞吾金為首的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教研室，他和陳學明教授又共同主編了在國內哲學界影響深遠的教材和文獻系列，并有大量的論文、論著和譯著問世，從而使復旦大學在這方面成為國內研究的重鎮(zhèn)并處于領先地位。2000年，教育部在復旦建立國內唯一的“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俞吾金自此一直擔任該基地的主任，直到2014年去世。他組織并領導了內容廣泛的理論引進、不斷深入的學術研究，以及愈益擴大和加深的國內外交流。如果說，40年前人們對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還幾乎一無所知，而今天中國的學術界已經能夠非常切近地追蹤到其前沿了，那么，這固然取決于學術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但俞吾金卻當之無愧地屬于其中的居功至偉者之一。 當俞吾金負責組建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學科時，他曾很熱情地邀請我加入團隊，我也非常愿意進入到這個當時頗受震撼而又所知不多的新領域。但我所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教研室卻執(zhí)意不讓我離開。于是他便對我說：這樣也好，“副本”和“原本”都需要研究，你我各在一處，時常可以探討，豈不相得益彰？看來他對于“原本”——馬克思哲學本身——是情有獨鐘的。他完全不能滿足于僅僅對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的各種文本、觀點和內容的引進介紹，而是試圖在哲學理論的根基上去深入地理解它們，并對之開展出卓有成效的批判性發(fā)揮和對話。為了使這樣的發(fā)揮和對話成為可能，他需要在馬克思哲學基礎理論的研究方面獲得持續(xù)不斷的推進與深化。因此，俞吾金對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的探索總是伴隨著他對馬克思哲學本身的研究，前者在廣度上的拓展與后者在深度上的推進是步調一致、相輔相成的。 在馬克思哲學基礎理論的研究領域，俞吾金的研究成果突出地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他明確主張馬克思哲學的本質特征必須從其本體論的基礎上去加以深入的把握。以往的理解方案往往是從近代認識論的角度提出問題，而真正的關鍵恰恰在于從本體論的層面去理解、闡述和重建馬克思哲學的理論體系。我是很贊同他的這一基本觀點的。因為馬克思對近代哲學立足點的批判，乃是對“意識”之存在特性的批判，因而是一種真正的本體論批判：“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xiàn)實生活過程�！边@非常確切地意味著馬克思哲學立足于“存在”——人們的現(xiàn)實生活過程——的基礎之上，而把意識、認識等等理解為這一存在過程在觀念形態(tài)上的表現(xiàn)。 因此，第二，就這樣一種本體論立場來說，馬克思哲學乃是一種“廣義的歷史唯物主義”。俞吾金認為，在這樣的意義上，馬克思哲學的本體論基礎應當被把握為“實踐—社會關系本體論”。它不僅批判地超越了以往的本體論（包括舊唯物主義的本體論）立場，而且恰恰構成馬克思全部學說的決定性根基。因此，只有將馬克思哲學理解為廣義的歷史唯物主義，才能真正把握馬克思哲學變革的實質。 第三，馬克思“實踐”概念的意義不可能局限在認識論的范圍內得到充分的把握，毋寧說，它在廣義的歷史唯物主義中首先是作為本體論原則來起作用的。在俞吾金看來，將實踐理解為馬克思認識論的基礎與核心，相對于近代西方認識論無疑是一大進步；但如果將實踐概念限制在認識論層面，就會忽視其根本而首要的本體論意義。對于馬克思來說，至為關鍵的是，只有在實踐的本體論層面上，人們的現(xiàn)實生活才會作為決定性的存在進入到哲學的把握中，從而，人們的勞動和交往，乃至于人們的全部社會生活和整個歷史性行程，才會從根本上進入到哲學理論的視域中。 因此，第四，如果說廣義的歷史唯物主義構成馬克思哲學的實質，那么這一哲學同時就意味著“意識形態(tài)批判”。因為在一般意識形態(tài)把思想、意識、觀念等等看作是決定性原則的地方，唯物史觀恰恰相反，要求將思想、意識、觀念等等的本質性導回到人們的現(xiàn)實生活過程之中。在此意義上，俞吾金把意識形態(tài)批判稱為“元批判”，并因而將立足于實踐的歷史唯物主義叫做“實踐詮釋學”。所謂“元批判”，就是對規(guī)約人們的思考方式和范圍的意識形態(tài)本身進行前提批判，而作為“實踐詮釋學”的歷史唯物主義，則是在“元批判”的導向下去除意識形態(tài)之蔽，從而揭示真正的現(xiàn)實生活過程。我認為，上述這些重要觀點不僅在當時是先進的和極具啟發(fā)性的，而且直到今天，對于馬克思哲學之實質的理解來說，依然是關乎根本的和意義深遠的。 俞吾金的博士論文以《意識形態(tài)論》為題，我則提交了《歷史唯物主義的主體概念》和他一起參加答辯。答辯主席是華東師范大學的馮契先生。馮先生不僅高度肯定了俞吾金對馬克思意識形態(tài)批判理論的出色研究，而且用“長袖善舞”一詞來評價這篇論文的特點。學術上要做到長袖善舞，是非常不易的：不僅要求涉獵廣泛，而且要能握其樞機。俞吾金之所以能夠臻此境地，是得益于他對哲學史的潛心研究；而在哲學史方面的長期探索，不僅極大地支持并深化了他的馬克思哲學研究，而且使他成為著名的西方哲學史研究專家。 就與馬哲相關的西哲研究而言，他專注于德國古典哲學，特別是康德、黑格爾哲學的研究。他很明確地主張：對馬克思哲學的深入理解，一刻也離不開對德國觀念論傳統(tǒng)的積極把握；要完整地說明馬克思的哲學革命及其重大意義，不僅要先行領會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而且要深入把握由此而來并在黑格爾那里得到充分發(fā)展的歷史性辯證法。他認為，作為康德哲學核心問題的因果性與自由的關系問題，在“按照自然律的因果性”和“由自由而來的因果性”的分析中，得到了積極的推進。黑格爾關于自由的理論可被視為對康德自由因果性概念的一種回應：為了使自由和自由因果性概念獲得現(xiàn)實性，黑格爾試圖引入辯證法以使自由因果性和自然因果性統(tǒng)一起來。在俞吾金看來，這里的關鍵在于“歷史因果性”維度的引入——歷史因果性是必然性的一個方面，也是必然性與自由相統(tǒng)一的關節(jié)點。因此，正是通過對黑格爾的精神現(xiàn)象學、法哲學和歷史哲學等思想內容的批判性借鑒，馬克思將目光轉向人類社會發(fā)展中的歷史因果性；但馬克思又否定了黑格爾僅僅停留于單純精神層面談論自然因果性和歷史因果性的哲學立場，要求將這兩種因果性結合進現(xiàn)實的歷史運動中，尤其是使之進入到對市民社會的解剖中。這個例子可以表明，對馬克思哲學之不斷深化的理解，需要在多大程度上深入到哲學史的領域之中。正如列寧曾經說過的那樣：不讀黑格爾的《邏輯學》，便無法真正理解馬克思的《資本論》。 就西方哲學的整體研究而言，俞吾金的探討可謂“細大不捐”，涉獵之廣在當代中國學者中是罕見的。他不僅研究過古希臘哲學（特別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哲學），而且專題研究過智者派哲學、斯賓諾莎哲學和叔本華哲學等。除開非常集中地鉆研德國古典哲學之外，他還更為宏觀地考察了西方哲學在當代實現(xiàn)的“范式轉換”。他將這一轉換概括為“從傳統(tǒng)知識論到實踐生存論”的發(fā)展，并將其理解為西方哲學發(fā)展中的一條根本線索。為此他對海德格爾的哲學下了很大的功夫，不僅精詳?shù)乜疾炝撕５赂駹柕摹按嬖谡摬町悺焙汀笆澜纭备拍睿�而且深入地探討了海德格爾的現(xiàn)代性批判及其意義。如果說，馬克思的哲學變革乃是西方哲學范式轉換中劃時代的里程碑，那么，海德格爾的基礎存在論便為說明這一轉換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在這里，西方哲學史的研究再度與馬克思哲學的研究貫通起來：俞吾金不僅以哲學的當代轉向為基本視野考察整個西方哲學史，并在這一思想轉向的框架中理解馬克思的哲學變革，而且站在這一變革的立場上重新審視西方哲學，特別是德國古典哲學和當代西方哲學。就此而言，俞吾金在馬哲和西哲的研究上可以說是齊頭并進的，并且因此在這兩個學術圈子中同時享有極高的聲譽和地位。這樣的一種研究方式固然可以看作是他本人的學術取向，但這種取向無疑深深地浸染著并且也成就著復旦大學哲學學術的獨特氛圍。在這樣的氛圍中，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要立足于對馬克思哲學本身的深入理解之上，而對馬克思哲學理解的深化又有必要進入到哲學史研究的廣大區(qū)域之中。 今年10月31日，是俞吾金離開我們10周年的紀念日。十年前我曾撰寫的一則挽聯(lián)是：“哲人其萎乎，梁木傾頹；桃李方盛也，枝葉滋榮�！蔽覀兗韧聪б晃粚W術大家的離去，更矚望新一代學術星叢的冉冉升起。十年之后，《俞吾金全集》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這是哲學學術界的一件大事，許多同仁和朋友付出了積極的努力和辛勤的勞動，我們對此懷著深深的感激之情。這樣的感激之情不僅是因為這部全集的告竣，而且因為它還記錄了我們這一代學者共同經歷的學術探索道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俞吾金勤勉而又卓越地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將自己從事哲學的探索方式和研究風格貢獻給了復旦哲學的學術共同體，使之成為這個共同體悠長傳統(tǒng)的組成部分；他更將自己取得的學術成果作為思想、觀點和理論播灑到廣闊的研究領域，并因而成為進一步推進我國哲學學術的重要支點和不可能匆匆越過的必要環(huán)節(jié)。如果我們的讀者不僅能夠從中掌握理論觀點和方法，而且能夠在哲學與時代的關聯(lián)中學到思想探索的勇氣和路徑，那么，這部全集的意義就更其深遠了。 吳曉明 202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