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學論爭 “世界文學”和“文學”的存在一樣古老，但世界文學話語的興起是在十九世紀，其中最著名的是我們耳熟能詳?shù)母璧潞婉R克思的先知性呼吁——“世界文學的時代已來臨，每個人都應努力加速它的到來”“從眾多的民族和地方文學中，出現(xiàn)了一種世界文學”。通常認為，世界文學話語是伴隨著近代民族國家話語的興起和資本主義市場的擴張而出現(xiàn)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它也是伴隨著�？略凇对~與物》中提到的“人的概念”在十九世紀的出現(xiàn)與曇花一現(xiàn)而進入話語史的。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1935—2003）——一位匯通了�？�、葛蘭西和對維柯人文主義創(chuàng)造性解讀的后殖民批評家——對此再清楚不過。當他1969年把埃里�！�奧爾巴赫（Erich Auerbach，1892—1957）的《世界文學的語文學》（?Philologie der Weltliteratur“）一文譯成英文，從而宣告“世界文學”進入比較文學學科主流話語之時，他在譯者前言里所強調的，除了國族之外，便是“人性”（Humanit?t）。薩義德借奧爾巴赫之口表達了他對處于冷戰(zhàn)意識形態(tài)下日益扁平化的世界的擔憂，這種擔憂九年后匯入他赫赫有名的后殖民理論奠基作《東方主義》（1978）之中，二十年后獲得了它的漫畫式表達——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備受爭議的“歷史的終結”（1989）。 當代世界文學話語的復興可以追溯到千禧年前后。帕斯卡爾·卡薩諾瓦的《文學世界共和國》（La Ré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res，1999）、弗蘭克·莫萊蒂的《世界文學猜想》（“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2000）和大衛(wèi)·達姆羅什的《什么是世界文學？》（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2003）的相繼出版或發(fā)表悄然宣告了后殖民理論的死亡，后殖民理論“圣三一”被新的“圣三一”所取代。復興的世界文學研究所關心的問題看似和后殖民理論處理的問題并無二致——國族、語言、文學生產和流通中的權力關系，等等。把過去二十年來關于世界文學的論爭看作是復興的世界文學話語與試圖復活的后殖民理論間的論爭并不為過。面對后殖民理論的死亡，加亞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在《一門學科之死》（Death of a Discipline，2003）一書中索性宣告了比較文學學科的死亡。但比較文學也可以生——斯皮瓦克在此書中重申了她的“星球性”（planetary)概念，她認為，“星球性”值得被探索，“因為它是一個未知的量子，幾乎沒有被暗示過，還沒有窮盡我們希望它承載的意義”（Spivak，2003:102）。斯皮瓦克的“星球性”概念可以被看作是對崛起的世界文學話語中“世界”的抵抗與挑戰(zhàn)。但“世界文學”中的“世界”還是一個新鮮的概念，其意義遠沒有被窮盡，甚至可以說尚未被探索。充滿悖論的是，斯皮瓦克試圖奪回后殖民理論話語權的嘗試反倒拓展并豐富了世界文學研究——《一門學科之死》引發(fā)了艾美·埃里亞斯（Amy J.Elias）和克里斯丁·莫拉魯（Christian Moraru）所謂的“星球性轉向”（Elias and Moraru,2015），“星球性轉向”的代表人物——耶魯大學英文系的宋惠慈（Wai Chee Dimock）教授——將障礙研究（disability studies）和生態(tài)批評（eco-criticism）帶入國族文學研究。此后，唐麗園（Karen Thornber）和珍妮佛·溫佐（Jennifer Wenzel）等學者進一步拓寬了“星球性轉向”的空間與倫理維度，而“星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界限也越來越模糊——唐麗園和溫佐都是世界文學研究領域的學者。 斯皮瓦克并非唯一對新興的世界文學話語發(fā)起挑戰(zhàn)的學者。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學生謝平（Peng Cheah）在《什么是世界？論作為世界文學的后殖民文學》（What is a World? O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2016）一書中，嘗試對“世界文學”中的“世界”做時間性的解讀，從而提供一個“改變”世界文學話語的“規(guī)范性基礎”（Cheah，2006:2）。謝平的理論是基于他對世界文學話語的特定的解讀之上的，他認為，“圣三一”世界文學話語是一種關于空間的、與資本主義全球化同謀的話語。他的理解帶有強烈的后殖民理論色彩。但謝平似乎沒有注意到，卡薩諾瓦、達姆羅什和莫萊蒂對世界文學的論述根本上都是文學史敘述——“時間”本來就是世界文學話語中不可忽略的維度。 薩義德的學生阿米爾·穆夫迪（Aamir Mufti）和謝平一樣，試圖給圣三一世界文學話語注入他認為其所缺乏的倫理規(guī)范性。在其《忘記英語！東方主義和世界文學》一書的書名中，“東方主義”和“世界文學”都以復數(shù)形式出現(xiàn)，穆夫迪繼承并放大了薩義德對世界文學消解民族文學的可能性的憂慮。艾米麗·艾普特（Emily Apter）的《反對世界文學：論不可譯之政治》（Against World Literature：On the Politics of Untranslatability，2013）也將圣三一世界文學話語與全球化政治相聯(lián)系，艾普特試圖通過“不可譯”的概念突出她所理解的“世界文學”的語言與倫理困境。和斯皮瓦克的“星球性”概念一樣充滿悖論的是，艾普特的“反對世界文學”最終成了一種“世界文學”——一種以“不可譯性”為紐帶建立起的世界文學理論模型。 后殖民理論對世紀之交出現(xiàn)的世界文學話語的逆襲給我們幾點啟示。一方面，它提醒我們注意世界文學話語所具有的多重面向與其作為話語的強有力的涵蓋性與周延性。如果說斯皮瓦克的“星球性”概念被“世界文學”的吸收與再造說明世界文學概念具有仍待被開發(fā)的空間與倫理潛質，那么謝平、穆夫迪和艾普特對世界文學話語的挑戰(zhàn)則從不同角度提醒我們注意世界文學話語中易被忽略的時間維度、復數(shù)主義和后結構主義邏輯。另一方面，后殖民理論對世界文學話語的逆襲也讓我們意識到，世界文學話語在根本上處理的是和后殖民理論所關心的問題不一樣的問題。國族、語言、身份、性別都已被建構與解構，對這些問題的討論是世界文學話語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這些問題本身不需要世界文學話語，世界文學話語所做與能做的是在廢墟上建構關于“世界”和“文學”的新的模型。 達姆羅什、莫萊蒂和卡薩諾瓦都謙虛地把各自的世界文學話語說成是“問題”“方法”和“嘗試”，三位學者都不同程度地、不約而同地吸收并改造了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中心—半邊緣—邊緣”（center—semi-periphery—periphery）模型，但三位學者都不把自己的世界文學話語稱為理論。 三人中看似最具理論野心的莫萊蒂是一位癡迷科學的出色的文本細讀者。他的卓越的想象力為數(shù)字人文研究指明了方向，但他自己的數(shù)字人文研究卻似乎永遠處于起步階段。作為世界文學研究的領軍人物之一，莫萊蒂的主要貢獻在于他為思考“世界文學”提供了富于創(chuàng)意與實驗性的建設方案，這也是他創(chuàng)立并擔任指導的斯坦福文學實驗室的主要貢獻所在。學界對莫萊蒂世界文學話語的研究歷來強調的是他對進化論和世界體系理論的運用，但或許我們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莫萊蒂的“遠讀”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充滿想象力的社會學形式主義，將時間化為空間、空間化為圖表，其源頭可以追溯到俄國形式主義、諾思洛普·弗萊（Northorp Frye）的原型批評和格奧爾格·盧卡奇（Gy?rgy Lukács）的小說理論。 卡薩諾瓦的《文學世界共和國》同樣是一部充滿了想象力的建構作品。卡薩諾瓦以布迪厄的充滿爭競的人性為基礎，以競技場為原型，以年鑒學派的長時段為依托，建構起一個有首都、公路、疆界和格林尼治線的不平等的“文學世界共和國”。達姆羅什則橫貫古今，以一篇“散文”（達姆羅什把《什么是世界文學？》定義為一篇嘗試定義“世界文學”的散文［Damrosch，2003:281］，“essay”有“散文”和“嘗試”的意思），嘗試定義“什么是世界文學”——世界文學是沒有“科學精準性”的“橢圓形折射”，是埃及象形文字khns的限定形態(tài)的雙頭獸圖案（Damrosch，2003:281—4）。 也許我們可以說，世界文學話語仍處于想象力豐沛、潛力充盈的童年階段。它能處理的問題已超越了民族國家、身份政治、地域空間，但它對自身能處理的問題還沒有足夠的自覺。它能處理、已經處理卻還沒有被充分理解的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是“世俗化”。“世俗化”的拉丁語詞源意義之一便是“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