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太平天國叛亂（1850—1864）是世界上最具災難性的內戰(zhàn)。人們如果穿越曾經人口稠密的長江流域省份，就會好些天只看到腐爛的農作物、冒煙的村莊和野狗。寧波變成了一座“死城”，河道里“充斥尸體，污物凝集”，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它曾擁有50萬居民。15年的屠殺與饑饉，使中國付出了1000萬到2000萬生命的代價。
    這一內戰(zhàn)的損失超出了歷史想象的界限。更糟糕的是，歷史學家因為恥于承認他們與福樓拜的《簡單的心》[ ]中的主人公相似，而沒有對這樣的大屠殺表示太大的興趣。誠然，太平天國叛亂之后的破壞，是一劑馬爾薩斯式的中和藥，在隨之而來的恢復時期，使人口稠密地區(qū)的居民生活得到了改善。但是，我們的注意力一再被引向這次叛亂卻不是因為這一點。歷史學家們被吸引，是因為太平天國叛亂是中國歷史長河的分水嶺。從縱向看，這個民族的近代史就起源于這些暴亂的年頭。首先是帝國分解為一個個地域單位，然后是王朝的削弱、被推翻，最后進入軍閥混戰(zhàn)的時代。但是，當我們接受這種傳統(tǒng)的歷史劃分時，就出現(xiàn)了混亂。這次叛亂到底是一段歷史的終點，還是另一段歷史的起點？它僅僅是中國常見的農民叛亂的新形式，還是那種在日后的歲月中塑造或改變中國的新力量的體現(xiàn)？
    談論停滯的中國已經不時興了。人們繼續(xù)去努力區(qū)分不同類型的王朝更替，或者強調長期的、社會的而不是政治的變遷。對那些描述王朝更替的儒家歷史學者或是無文化的農民而言——他們相信在天命要傳給新的王朝建立者時，任何一個皇族都命該滅亡——王朝的循環(huán)的確是存在的。過去是這樣，所以也總會是這樣：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并沒有進步，有的只是一系列的循環(huán)、往復。
    西方向亞洲的進攻打破了對中國歷史的陳舊想象。舊的循環(huán)的進程突然變成了直線式的發(fā)展。清王朝雖已清楚地展現(xiàn)出王朝衰敗時種種常見的特征，但是，這種傳統(tǒng)性衰微的意義，比起儒家王朝觀念（而不是皇族）的衰敗，就相形見絀了。中國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世界歷史中，這是它以前從未經歷過的。
    在歐洲的文藝復興時代以前，沒有世界，沒有全球歷史，許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地球。歐洲、中東、亞洲、非洲、美洲，各自都是湯因比[ ]所稱的“文明的歷史單位”。歷史上曾經有過交往，甚至沖突——地中海世界就是最著名的例子，但是每一地區(qū)自己就是一個歷史區(qū)域。羅馬派往漢王朝的使臣，甚至到唐王朝去的希臘人和阿拉伯人，也只是前往另一個時代、另一個地點、另一個世界的旅游者。只有在蒙古人統(tǒng)治時期（1280—1367），中國才與地中海世界一度有過真正的交往；明朝（1368—1644）則有效地斷絕了這種聯(lián)系。直到18世紀，這個東亞最大的大陸國家在政治上、禮儀上都把活動封閉在自己的疆域之內。所有外來的文化都被視為是野蠻的，既不值得重視，也不值得懼怕。
但是，在這段湮沒無聞的時段中，一個新的全球性歷史正在形成。一個歐洲船長為運送香料、絲綢而航行16000海里已成為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甚至英國、荷蘭的船主們統(tǒng)治半個地球以外的地區(qū)也成為可能。克萊夫在普拉西的勝利[ ]，標志著人類發(fā)展的一個新階段——“第三世界”的歐洲化——的開始。

    亞洲破曉，墓碑顯露，
    碑上什羅浦郡[ ]人的姓名可辨；
    尼羅河水泛濫，
旁邊就是來自塞佛河[ ]的人的遺蛻。

    與此同時，歐洲本身也發(fā)生了變化。到1768年時，珍妮紡紗機及阿克萊特紡織機在英國被用于紡棉。15年之后，柯特的煉鐵法把生鐵精化。到1835年，甚至法國落后的治金工業(yè)，也生產出了三十多萬噸生鐵。阿爾弗雷德克虜伯把蒸汽機引進給受苦的煉鋼工人們。無論好壞，地球正在變?yōu)橐粋�新的、經濟上不同的工業(yè)世界。
    而中國在時間、空間上都與這個人類革命的進程相隔絕。這種孤立狀態(tài)延續(xù)的時間越長，當這個最后的巨大的獨立歷史單位的文化藩籬被打碎時，它所感到的震動就越劇烈。這一突然打擊的戲劇性過程是盡人皆知的——林則徐對外國鴉片的查禁、首次海戰(zhàn)、英國的進攻與封鎖。簡言之，鴉片戰(zhàn)爭（1839—1842）使中國的大門被打開了。
    這樣，兩個進程（內部的和世界的）匯合，使狀況變得更為混亂了。在歷史進程的變化中，熟悉的舊事物被賦予了新的、未被認識的意義。傳統(tǒng)衰落的一個征象可以預示整體的變化。由此，人們對太平天國革命的含義也產生了疑惑：叛亂或革命？傳統(tǒng)的還是新的？
    近代史學家們曾用四種主要論點來表明太平天國造反者不只是在外表上異于傳統(tǒng)的盜匪。第一個假說是馬克思主義的簡單化了的公式。它認為西方的經濟帝國主義造成了一個新的階級，即開埠各口的苦力和運茶船工，而這些人由于鴉片戰(zhàn)爭陷于失業(yè)。就是這些流氓無產者的參加，賦予了叛亂以一種真正的原始革命的性質。
    第二種觀點是建立在最后鎮(zhèn)壓了叛亂的士紳所扮演的角色的基礎上的。過去，地方士紳在任何時候的叛亂中總可以有一個選擇：他們可以支持正掌權的王朝，也可以懷著攀龍附鳳的希望，同有成功之望的叛亂首領達成協(xié)議。而這一次，太平天國對已被普遍接受的儒學的攻擊，使士紳沒有任何選擇余地。為了保存自我，他們不得不寧愿支持一個虛弱的王朝，而不愿去支持一個威脅社會的革命運動。
    第三種，也是最巧妙的一種，認為太平天國的皇帝是新式的統(tǒng)治者。洪秀全和他的追隨者不只是簡單地認為滿族人已失去了天命，而且還接受了一種外來的資源以證明他們超凡的合法性；這一資源就是天堂中的上帝，它取代了孔學的權威。
    最后，許多人認為，叛亂者的公有財產制度及千年王國說，代表著一種新型的烏托邦，而它對中國來說很大程度上是外來的，而且也只有在洪秀全所用的基督教條文中才能找到。
    當然，對于這四個論點的每一點，都有著反駁意見。首先，馬克思主義者所說的流氓無產者，不過是中國傳統(tǒng)說法中的“無業(yè)游民”。對于士紳的論點，可以用有功名的人中也有太平天國支持者的事實加以反駁；或者說，對地方上反對太平天國叛亂的情況，了解還不充分，不足以證明這一空泛的論點。對第三種觀點的反駁是這樣的：在天命和超凡的合法性之間進行比較，只適用于叛亂的后期，即建立王朝時期，并且這種觀點是建立在狹隘的語言學分析上的。它忽略了太平天國統(tǒng)治的其他的、傳統(tǒng)的方面。最后，洪秀全的烏托邦也不是來自《圣經》，而是來自神秘的儒家公羊學派的傳統(tǒng)。
    總之，人們都同意，了解這次叛亂是了解中國近代史的首要條件，但人們卻很少對它有一致的看法。其所以這樣，部分地是由于——用馬克布洛克的說法——對原因與條件的混淆。很明顯，鴉片戰(zhàn)爭后南部中國的社會混亂“引起”了動蕩的發(fā)展。同樣明確的是，西方的沖擊“決定”了那一次發(fā)展的形式。不管哪一種情況，為探求根源，歷史學家必須在時間上向后退，在空間上向東方轉，回到那一爭斗和混亂的熔爐——鴉片戰(zhàn)爭以后的頭20年的廣東。
    我們很了解廣東。作為中國人與歐洲人交往的地點，它已被人們詳盡地研究過了。它的商館、公行、總督，在游記、官方的檔案及外交史中，都有過記載。但在這些苦心經營的商人及行政機構的周圍，還有著更廣大的南中國社會，在那動亂的年代里也在醞釀發(fā)酵中。文人為軍隊的無能而躁動不安，地主組織團練，佃戶參加秘密社團，各個家庭為爭奪當?shù)氐呢敻慌c勢力互相爭斗。簡而言之，在官方歷史的表層之下，萌發(fā)著民眾的恐懼、希望和運動。
    當然，并不存在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在這種地方歷史與民族的或帝國的或世界的歷史之間劃一條簡單明了的界限是不可能的。而且，難道不正是不同地區(qū)歷史的交錯塑造了此時此地的歷史嗎？中國村民向一個英國人投石頭，巴麥尊[ ]在倫敦白廳[ ]發(fā)怒，白廳向北京施加壓力，廣東省一個農民被斬首。各個地區(qū)發(fā)生的事情編織進了世界歷史，中國發(fā)生了變化。  結果是，研究太平天國的根源，成了另一種研究，即分析一個新的歷史單位——廣州、廣東、華南。這一單位有著其內部的一致性。
    所以，讓我們一起來致力于地方史的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