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在文獻會小露過鋒芒，那是一次原始文件的考證。文獻會以重金購得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的一份原始文件，是當(dāng)時總會成立時秘密會議的簽名冊，有宋教仁等人親筆簽名。文獻會如獲至寶，專門送給參加過早期革命的于右任題字。于右任翻開簽名冊，沒有找到他的名字，非常不快，他說記得他是在場的，怎么沒有他呢？送名冊的人回來，找到李敖，讓他來考證，到底是這個簽名證錯了，還是于右任記錯了？
　　李敖就有這個本事，他從史料堆中找出幾份旁證，分析推理的結(jié)論是，于右任確實是參加辛亥革命了，但那一次會議于右任確實沒有參加。于右任是“黨國元老”，又是碩果僅存的辛亥革命當(dāng)事人，李敖可以讓他無話可說嗎？李敖說：“可以。”他列出證據(jù)，一條、兩條、三條，都是站得住腳的。
　　不知道文獻會怎么向于右任回話的，只是聽說于右任事后“為之不寐者數(shù)日”，沒聽說于右任再提出什么異議，李敖這個后生與于右任相隔半個世紀，居然能證實先輩的記憶錯誤，這已經(jīng)夠神奇的了。李敖說：“我真抱歉，以我的學(xué)問，實在找不出他參加的歷史，這種抱歉持續(xù)了幾天，直到我被文獻會掃地出門，我才停止了抱歉�！�
　　四年后，李敖寫出《糾正于右任幻想出來的一段革命》一文，把這段考證的公案如實公布于眾。這算是李敖在文獻會解決的一個歷史“疑難雜癥”，他完成得很出色，叫文獻會的同事不得不嘆服。
　　李敖既然在文獻會上班，當(dāng)面與陶希圣也就打哈哈，他記著老師的叮囑。姚提醒李敖“若過于放肆，不但樹敵太多，亦恐于工作有妨”。吳相湘則要李敖“切忌多言”。他們奉勸李敖，“往事已過，今后仍應(yīng)潛心學(xué)問”，“從此安心工作”，期許李敖埋頭做學(xué)問，不要亂寫文章，“借此研究民國史，以期有些具體的成就”。
　　陶希圣常找李敖聊天，拉近彼此距離。李敖明白，與姚從吾對他的學(xué)術(shù)期待不同，陶希圣是不愿他終老于學(xué)問的，想方設(shè)法拉攏李敖，自然是不想讓李敖在國民黨之外游蕩。聊天是一門學(xué)問。話題天南地北，貌似隨意跳宕，實際話中有話。李敖明白得很，他總是裝做沒聽懂，應(yīng)付了事。繞來繞去，陶希圣的意圖逐漸顯露，想拉李敖加入國民黨。李敖鐵了心，堅決不入。當(dāng)初在軍隊，李敖連上前線的威脅都不怕，到文獻會謀生，更沒有必要“為五斗米折腰”，他這個糊涂裝到底了。
　　如果說聽了些老師的忠告，李敖與陶希圣表面上相安無事。然而，他并沒有照老師所說，停下手中的筆。李敖的身子雖然進了文獻會，但他的頭腦仍一如既往地獨立與活躍�！稗q難文章”一篇篇在《文星》問世�！段男恰返谖迨�三期（1962年3月1日）發(fā)表《胡適先生走進了地獄》《為（播種者胡適）翻舊賬》；第五十四期（4月1日）發(fā)表《我要繼續(xù)給人看看病》；第六十期（10月1日）發(fā)表《胡秋原的真面目》《澄清對“人身攻擊”的誤解》等。李敖的文章在臺灣社會不脛而走，爭議與風(fēng)波相伴相生，有人拍案叫好，有人痛罵不已。
　　在李敖筆端所批評的人物之中，最氣惱的是“立法委員”胡秋原。李敖發(fā)表《胡秋原的真面目》，觸及胡秋原早年的歷史瓜葛。李敖本意并非在某個人，而是在“中西方文化論戰(zhàn)”中證實自己的觀點。但胡秋原懷疑李敖如此老辣，背后肯定有人指使，對李敖還之以人身攻擊。李敖笑道，胡秋原有一種“幻想的被迫害癥”。
　　十月四日的報紙登出消息，胡秋原控告李敖。這回老資格的胡秋原一口咬定初出茅廬的李敖有罪，咄咄逼人，似乎勝券在握。而李敖成竹在胸，也很沉得住氣。陶希圣不守中立，轉(zhuǎn)告李敖：一是他可以介紹律師。二是盡可放心打官司，文獻會絕無問題。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陶希圣真夠意思，他用意何在？這時，陶希圣認為時機到了，不再拐彎抹角，直截了當(dāng)?shù)貙�李敖說，還是加入國民黨才好辦事，入了黨就變成了“自己人”，那樣他胡秋原是黨員，你李敖也是黨員，黨員對黨員，支持李敖名正言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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