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如何看待經濟與文化的激烈斗爭，經濟人類學家們在“形式主義”學派（ formalist）和“實質主義”學派（substantivist）的辯論之間作出了不同的選擇，這場辯論主要基于卡爾·博蘭尼（Karl Polanyi，1886年10月21日至1964年4月23日）和喬治·道爾頓（George Dalton）的論戰(zhàn)展開。這些早期經濟人類學的評論家宣稱社會的物質供應嵌入文化中，經濟作為生活的單獨部分，這種情況顯然只存在于現代市場經濟。家庭單位或者社會的文化和經濟是不可分離的。所以他們辯稱，所有社會和時代中對市場實踐的經濟類似物的尋找是錯誤的。不用說，這對于那些相信市場作為唯一的社會組織工具是無效的，或者市場必須是有限的或者在某些方面得到約束，又或者可能在所有情況下對不能決定市場分配的人來說是相當有趣的。人類學家普遍總結出文化是強大而重要的，經濟交換和決策并不總是有別于其他關系，但是現代經濟分析是一個思考交換和關系如何進行的強大工具①。大多數早期的經濟人類學家的工作是大量描述性的，詳細描述了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經濟活動的事實。在1957年，卡爾·博蘭尼出版的《早期帝國的貿易與市場》（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拉開了形式主義者和實質主義者之間的巨大論戰(zhàn)的序幕。這場論戰(zhàn)是最出名的，也在很多方面鞏固了經濟人類學領域②。一方面，形式主義者相信理性選擇的原則是普遍的，并對分析“原始經濟”是有用的；另一方面，實質主義者則相信不同社會的經濟是基于不同的邏輯進程，因此，應該從他們自身的環(huán)境
　　條件來了解他們。
　　卡爾·博蘭尼是一位匈牙利知識分子，他因反對傳統(tǒng)的經濟思想和極具影響力的書——《巨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而出名。他認為，19世紀前，人類社會的經濟體制并不是基于交換的市場原則，而是以互惠和再分配的關系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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