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每一個時代都是一個斯芬克斯，一旦它的謎被揭開，就墜入了深淵。
——海因利�！ずＤ�
情勢（某些先生居然對此無動于衷�。┰诂F(xiàn)實中給每一條政治原理涂上明顯的色彩，并且?guī)�來不同的結果。
——埃德蒙·伯克
重大事件，親愛的小伙子，注意重大事件。
—— 哈羅德·麥克米倫
世界歷史不是一片生長出快樂的土壤。各個快樂的時期在里面都是空白頁。
—— 蓋奧爾格·威廉·弗里德利�！ず诟駹�


我最初決定寫這本書，是在維也納主要的火車站——西站——換車時。那是在1989年12月，恰逢時機。當時我正從布拉格回來，瓦茨拉夫·哈維爾的“公民論壇”的劇作家和歷史學家們正在強行去除一個“真實存在的社會主義”，將它們扔進歷史的垃圾筒。幾個星期
前，“柏林墻”出人意料地被拆毀了。在匈牙利同在波蘭一樣，每一個人都直面后共產(chǎn)主義政治的挑戰(zhàn)：舊政權——幾個月前它還執(zhí)掌著一切權力——退出后的斷裂。立陶宛共產(chǎn)黨剛剛宣布從蘇聯(lián)獨立出來。在去火車站的出租車里，收音機播送著羅馬尼亞反對齊奧塞斯庫家族獨裁的暴動的最初報道。一場政治地震動搖著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凍結的地緣政治結構。
一個時代結束了，一個新的歐洲正在誕生。這顯而易見。但是隨著舊秩序的逝去，許多由來以久的假設就發(fā)生問題了。曾經(jīng)看來是永久性的、不可避免的事情卻轉瞬即逝。冷戰(zhàn)對峙；東歐、西歐分裂；“共產(chǎn)主義”與“資本主義”競爭；繁榮的西歐同它東面的蘇聯(lián)衛(wèi)星國集團的故事是各自分離、互不傳播的：所有這一切都不再被理解為意識形態(tài)需要的產(chǎn)物或政治的鐵定邏輯。它們只是歷史的偶然結果——而歷史卻正在將它們推開到一邊。
歐洲的未來看起來會非常不同——它的過去也是如此。回顧1945年至1989年的歲月，從現(xiàn)在來看，它不是一個新時代的開端，而是一個過渡時期：一段戰(zhàn)后的間歇，1945年結束了無休無止的沖突，然而它的尾聲又持續(xù)了半個世紀。對歐洲的塑造有賴于未來歲月，以往經(jīng)歷過的熟悉的、有條有理的故事難以重演。我覺得很明顯，在那個冰冷的中歐12月份，戰(zhàn)后歐洲的歷史是需要重寫了。
時間合適，地點也合適。1989年的維也納是一幅覆蓋畫，將歐洲原先復雜層疊的昔日畫面覆蓋了。在20世紀初，維也納就是歐洲：它是一種文化和一種文明在大災變門檻上的多事之都、邊緣狀態(tài)、自我欺騙的中心。在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維也納從輝煌的帝國大都市淪為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國的貧困干癟首都，漸漸地褪失了榮耀，最終成為納粹帝國的邊疆省份，它的大多數(shù)公民熱情地向納粹宣誓效忠。
德國戰(zhàn)敗后，奧地利落入西方陣營，被認定是希特勒的“第一個犧牲品”。這兩次受之有愧的好運氣使維也納得以祓除舊日的恥辱。它作為納粹同盟者的事實被輕輕遺忘了。奧地利的首都——被蘇聯(lián)的“東”歐包圍的一座“西”方城市——獲得了一種新的身份，它是自由世界的前哨和榜樣。對于它先前的臣民、如今陷落在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的人而言，維也納代表著“歐洲中心”：一個在世紀的進程中似乎被拋棄的歐洲人的想象中具有世界性文明教化的地區(qū)。在共產(chǎn)主義運動處于低潮的那些年里，這座城市變成一個傾聽自由的地方，一個重新充滿活力的地方，一個為東歐人逃向西方、西方人建起通向東方的橋梁而相遇和啟程的地方。
于是，1989年的維也納成為一個“思考”歐洲的好地方。奧地利體現(xiàn)著戰(zhàn)后西歐頗為自得的一切特性：一個充滿福利的國家所標志的資本主義繁榮；通過一切主要的社會團體和政黨自由地致力于創(chuàng)造工作機會和薪酬待遇而實現(xiàn)的社會安定；由西方核保護傘明顯庇護下獲得保障的外部安全——而奧地利自身保持著沾沾自喜的“中立”。與此同時，跨過利塔河和多瑙河僅僅幾公里的東面，是“另一個”荒涼窮困和秘密警察的歐洲。將兩者分隔開的距離可以用維也納的兩個火車站的對比來做恰如其分的概括。西站繁華而充滿活力，商人和度假者登上光潔的現(xiàn)代快車去慕尼黑、蘇黎世或巴黎；南站卻陰森而毫無吸引力，是從布達佩斯和貝爾格萊德駛來的骯臟舊火車里下來的生活拮據(jù)的外國人出沒的破舊、臟臭、還有點險惡氣氛的地方。
正如維也納的兩個主要火車站無意中承認了歐洲的地緣分裂——西站面對積極樂觀的、遍地黃金的西方，南站粗心大意而很不情愿地承認著維也納屬于東歐一面的素質——這座奧地利首都城市的街道也見證了一種無聲的分裂，將歐洲平靜的現(xiàn)實同它不安定的歷史隔離開來。咄咄氣勢、充滿自信的樓宇沿寬闊的環(huán)城路而立，訴說著維也納一度有過的帝國性質——盡管對于一個歐洲中型首都來說，這環(huán)城路本身似乎有點太大、太輝煌，因為它只不過用作日常通勤要道——而這座城市卻無可非議地為它的公共建筑物和城市空間感到自豪。的確，維也納頗為沉醉于喚起對昔日榮耀的思念，但是一涉及不久前的歷史，它卻注定要緘默。
猶太人曾經(jīng)占據(jù)了內城的許多樓廈，對繪畫、音樂、戲劇、新聞和思想做出了決定性的貢獻，那曾經(jīng)是維也納的黃金時代，對于這一點，維也納卻緘口不言。維也納的猶太人被暴力驅趕出他們的家，從維也納漂泊向東，關于他們的記憶也被抹去，這解釋了今日維也納帶有負罪感的緘默。與戰(zhàn)后的西歐一樣，戰(zhàn)后的維也納是一座建筑在不可言說的過去之上的宏偉大廈。那段過去中最可怕的部分大多發(fā)生在后來被蘇聯(lián)控制的地區(qū)的時候，這就是它很容易被忘卻（在西歐）或很容易被掩蔽（在東歐）的原因。隨著東歐回歸，以往的歷史將不再難以言說：但現(xiàn)在是不可避免地不得不說了。1989年后，沒有什么事情——不是將來，不是現(xiàn)在，更不是過去——是可以難為情的。
雖說我正是在1989年12月決定撰寫一部戰(zhàn)后歐洲史，但在此后多年，我一直未動筆。這是因為客觀情勢復雜交織。回顧往事，有一點是很幸運的：許多事情在當時還朦朧模糊，到今天卻變得有些明朗了。檔案館的大門敞開了。革命性的轉型造成不可避免的混亂，卻使自身厘清了從1989年動亂以來的某些長期后果，使之現(xiàn)在觸手可及。而1989年的余震并非很快消除。等到我下一次去維也納時，這座城市正在想方設法容納成千上萬名從鄰國克羅地亞和波斯尼亞來的難民。
奧地利放棄精心培育的戰(zhàn)后自治、加入歐盟的三年之后，它自己浮現(xiàn)為歐洲事務中的一股力量，這是東歐劇變的直接結果。我于1999年10月重訪維也納時，發(fā)現(xiàn)西站貼滿了尤爾格·海德爾的自由黨的海報。雖然海德爾公開吹捧說，納粹軍隊“可尊敬的人們”在東部戰(zhàn)線“履行了他們的職責”，但是他仍然贏得了那一年27%的選票，其手腕是煽動奧地利同胞們對過去10年里的世界所發(fā)生的變化產(chǎn)生的焦慮和不解。在幾近半個世紀的靜默之后，維也納像歐洲其他國家一樣重返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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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講述歐洲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的故事，所以從1945年開始說起：就像德國人所說的那樣，從零點開始。但是，正如20世紀的一切事情一樣，它的故事被從1914年開始的30年戰(zhàn)爭的陰影籠罩，歐洲大陸從那一年起就開始遭殃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本身就是一切參與者難忘的屠場——塞爾維亞18歲至55歲的男性人口的一半死于戰(zhàn)爭——但是什么問題也沒能解決。德國（與當時普遍認為的相反）在戰(zhàn)爭中、在戰(zhàn)后解決方案中未被摧毀：很難解釋它只過了25年就又崛起，而且統(tǒng)治了幾乎整個歐洲。確實，由于協(xié)約國的勝利代價超過了德國戰(zhàn)敗的代價，而德國并未為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付出賠償，因此在重新崛起時，比在1913年更強大。隨著一個世代以前普魯士崛起而在歐洲浮現(xiàn)的“日耳曼問題”依然未能解決。
1918年舊式土地帝國垮臺后出現(xiàn)的一些小國家都是貧窮的，不穩(wěn)定的，不安全的——而且怨恨鄰國。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歐洲多的是“歷史修正派”的國家：俄國、德國、奧地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亞都在大戰(zhàn)中被打敗，它們等待時機要收復領土。1918年后，國際局勢并未恢復穩(wěn)定，大國之間也未恢復平靜：只不過由于筋疲力盡而產(chǎn)生了一段幕間休息而已。暴力戰(zhàn)爭并未減弱。它轉向了國內事務——轉變?yōu)槊褡逯髁x爭端、種族歧視和內戰(zhàn)。歐洲在20年代，尤其是在30年代，步入了一場戰(zhàn)爭的余燼和另一場隱約可見的戰(zhàn)爭之間的薄霧之中。
隨著歐洲經(jīng)濟的蕭條，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的歲月里內部沖突和國家之間的對抗形勢更加惡化，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經(jīng)濟蕭條引發(fā)了惡化的形勢。在那些年里，歐洲的經(jīng)濟生活事實上遭到三重打擊。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扭曲了國內就業(yè)，摧毀了貿(mào)易，蹂躪了整個地區(qū)，甚至還造成了破產(chǎn)國家。許多國家——尤其是在中歐——始終未能從這些后果中恢復元氣。那些恢復元氣的國家在30年代的大蕭條中重又走低，而銀根緊縮、商業(yè)失敗、竭力保護關稅以遏制外國競爭等等，造成的后果不僅是失業(yè)率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工業(yè)生產(chǎn)能力荒廢，而且使國際貿(mào)易崩潰（1929——1936年法德貿(mào)易下跌83%），由此使國家之間的競爭和怨恨加劇。接著就發(fā)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它對受影響的國家中平民人口和國內經(jīng)濟造成的史無前例的沖擊，將在本書第一部分里敘說。
這些打擊所積累的沖擊，毀壞了一種文明。歐洲給自己帶來的災難，其范圍之廣，即便在戰(zhàn)爭剛發(fā)生時，也使當時的人們明顯感覺到了。有些人（無論是極左派，還是極右派）將資產(chǎn)階級歐洲的自殺當作一次為改善境遇而戰(zhàn)的機會。奧登稱30年代為“低劣、卑鄙的年代”，但它也是承擔道義和樹立政治信念的時代，在西班牙內戰(zhàn)的幻滅和犧牲中達到高潮。這是19世紀激進觀點的印第安之夏 ，此時卻投入了一個更險惡時代的意識形態(tài)激烈戰(zhàn)斗：“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的時代多么渴望一種人類新秩序，然而不得不經(jīng)受悲慘的失敗。”（阿
瑟·凱斯特勒語）
歐洲絕望了，有些人逃避了：起先逃向仍然是自由民主的西歐更遠的地方，然后——倘若他們能及時逃出去——逃向美洲。還有一些人，例如斯蒂芬·茨威格和瓦爾特·本雅明，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在歐洲大陸最終跌進地獄的前夕，它的前景顯得毫無希望。在歐洲文明自我爆炸的過程中，無論失去的是什么——茨威格的心目中維也納失去的東西，其跡象早已由卡爾·克勞斯和弗朗茨·卡夫卡憑直覺而知覺到了——都再也無法重新獲得。在讓·雷諾阿于1937年拍攝的經(jīng)典電影成名作《大幻覺》里，那個時代的“大幻覺”是戰(zhàn)爭和隨之而來的關于榮譽、等級和階級的神話。但到了1940年，有見地的歐洲人發(fā)現(xiàn)，整個歐洲最大的幻覺恰恰是“歐洲文明”本身，它已經(jīng)聲名狼藉，再無法復原了。
鑒于之前的遭遇，在敘述歐洲出人意料復原的故事時傾向于采用慶幸甚至抒情詩般的口吻也就可以理解了。而這正是占主導地位的戰(zhàn)后歐洲史書的內在主題，尤其是在1989年以前寫成的史書——就像歐洲政治家們在回顧自己這些年里的成就時所采用的主調一樣。在總體戰(zhàn)的大災難之后，歐洲大陸各國復蘇和重新崛起；國家之間不再起沖突，以制度化的形式逐步擴大歐洲內部的合作；30年經(jīng)濟熔毀過后的持續(xù)性經(jīng)濟復蘇，以及繁榮、樂觀、和平的“正�；�”——這一切都引起了夸張的反響。歐洲的復蘇是一個奇跡�！昂竺褡宓摹保╬ost-national）歐洲接受了晚近歷史的教訓。一個和解的、和平的歐洲站起來了，“像鳳凰一般”從它的謀殺——甚至是自殺——的歷史灰燼中再生了。
就像許多神話一樣，這種使人非常樂于接受的對20世紀下半期歐洲歷史的敘述，包含著一點事實真相。但它也留下了許多空白。東歐——從奧地利邊界到烏拉爾山脈，從塔林到地拉那——都被排除在神話之外。它的戰(zhàn)后幾十年同以前發(fā)生的一切相比，當然是和平的，但僅僅是由于蘇聯(lián)紅軍未經(jīng)邀請的駐扎：這是坦克監(jiān)視下監(jiān)獄院子里的和平。而如果說蘇聯(lián)集團的衛(wèi)星國之間的國際合作在表面上可以同西方的發(fā)展相比較的話，這僅僅是因為莫斯科靠武力強迫它們接受“兄弟”的制度和交流。
戰(zhàn)后歐洲兩個部分的歷史不能相互孤立來談。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后果，以及在此之前的幾十年和先前戰(zhàn)爭的后果，迫使東歐和西歐的政府和人民做出同樣艱難的選擇，即如何盡最大努力來建立國內事務的秩序，以杜絕任何重蹈覆轍的可能。歐洲兩個部分最初的普遍選擇是尋求20世紀30年代那種激進方案的人民陣線運動（這一點提醒人們，有時看來1945年絕對不是新開端）。東歐的某種激進改革是不可避免的。要想回到聲名狼藉的過去，已經(jīng)沒有可能性。那么用什么來取而代之？共產(chǎn)主義也許是一種錯誤的選擇，但這是一種兩難，而對此要做出的反應卻是非常實在的。
西歐激進變革的可能性業(yè)已消失，部分原因是美國的援助（和壓力）。對人民陣線方案和共產(chǎn)主義的吁求減退了：這兩者都是西歐在艱難時代開出的藥方，但至少從1952年起，時世已不再那么艱難。因此在其后幾十年里，戰(zhàn)后初期的艱難困苦已被遺忘。但是在1945年時，看來非�，F(xiàn)實的是，事情完全有可能采取一種不同的方式——它們的確會采取一種不同的方式；正因為有可能回到舊日的噩夢（失業(yè)、法西斯主義、德國軍國主義、戰(zhàn)爭、革命），所以西歐走上了我們現(xiàn)在已經(jīng)很熟悉的新道路。后民族主義、福利國家、合作、和平的歐洲，這些都并非出自今日歐洲理想主義者們在深情回顧中想象的那種樂觀主義的、雄心勃勃的前瞻計劃。它是焦慮和不安全感的產(chǎn)物。在歷史的陰影下，它的領導者們實施社會改革，建立新的制度，以此作為預防性措施，來避免過去的歷史重演。
當我們回憶起蘇聯(lián)集團當局實質上從事的就是這樣一種計劃時，這個問題就很容易把握了。他們首先關注的也是設立防線來阻止歷史倒退——盡管在共產(chǎn)黨領導的國家里，不是靠社會進步，而是靠使用實體力量來保障實現(xiàn)目標。晚近歷史的重寫——而且鼓勵民眾去遺忘它——所依據(jù)的是一種說法，即共產(chǎn)黨領導的社會革命無疑消滅的不僅是以往歷史的弊端，而且還消滅了使它們可能出現(xiàn)的條件。我們將會明白，這種說法是一種迷思；它最多只有一半是事實。
然而共產(chǎn)主義的迷思在無意中證實了，歐洲的兩個部分都在繼承歷史的負擔，這項任務很重要（也很困難）。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摧毀了舊歐洲，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為一個新歐洲創(chuàng)造了條件。但是整個歐洲在1945年之后的許多年里長期生活在剛剛過去的歷史上由獨裁者們和歷次戰(zhàn)爭投下的陰影。這是戰(zhàn)后一代歐洲人共同的體驗之一，他們與美國人有所不同，對于美國人來說，20世紀教給他們的是相當不同的、完全樂觀主義的課程。任何人只要是在尋求對1989年歐洲歷史的理解——以及欣賞在此之后有多大的改變，那么上述情況就是必要的起點。
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在闡述托爾斯泰的歷史觀時，所說的兩種“智性推理”（intellectual reasoning）之間的風格區(qū)別頗有影響，他引用希臘詩人阿爾喀洛科斯（Archilochus）的一句名言：“狐貍知道許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情�！卑凑詹�林的話來說，本書絕不是一只“刺猬”。我在書里提不出關于歐洲當代歷史的重大理論，不闡釋任何支配一切的主題，不講述一以概全的故事。但這并不意味著我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歷史沒有主題形式。相反，它的主題還不止一個。歐洲像狐貍一樣，知道許多事情。
首先，這是一段歐洲地位下降的歷史。構成歐洲的各個國家在1945年以后再也不能渴望國際的或帝國的地位。這條規(guī)則有兩個例外——蘇聯(lián)算一個，大不列顛部分地算一個——直到本書敘述的歷史時段之末，它們在自己眼里、在任何問題上都只能說是半歐洲性質，而它們的地位也都大大下降。歐洲大陸的其余大多數(shù)國家都曾經(jīng)蒙受戰(zhàn)敗或被占領的恥辱。它未能靠自己的努力從法西斯主義手下解放自己；它也未能不依賴援助就控制住共產(chǎn)主義。戰(zhàn)后歐洲靠外人來得到解放——或者說是得到豁免。歐洲人要付出相當大的努力、經(jīng)歷很長時間，才能恢復控制自己的命運。從前的歐洲海上帝國（英國、法國、荷蘭、比利時、葡萄牙）失去了海外領土，在這些年里全都淪落，回到歐洲本土，它們的注意力全都重新指向歐洲自身。
其次，20世紀下半葉的歐洲歷史上，“元敘事”（master narratives）漸漸消失：19世紀的一些歷史學關于進步與變化、革命與轉型的宏大的理論模式，曾經(jīng)武裝了政治計劃和社會運動，在20世紀上半葉分裂了歐洲。這也是一個在泛歐畫面上才有意義的故事：西歐政治熱情的衰落（除了少數(shù)邊緣化的知識分子）伴隨著——其原因各不相同——東歐失去政治信念和不信任官方的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80年代的一個短暫時期，可以肯定的是，看來似乎知識界的右翼可能上演一場復興。他們提出了一個同樣具有19世紀特色的計劃，試圖廢除“社會”，將公共事務交由不受限制的市場和最小化的政府打理。然而這陣發(fā)作總算過去了。1989年后，不再有左派或右派向歐洲提出支配一切的意識形態(tài)計劃——只有自由的前景，這是大多數(shù)歐洲人的希望，現(xiàn)在已經(jīng)實現(xiàn)了。
再次，作為對歐洲意識形態(tài)史上的過時野心的最溫和替代，姍姍來遲地出現(xiàn)了——而且大多是出于偶然——“歐洲模式”。產(chǎn)生自社會民主黨和基督教民主黨折中混合的立法，以及“歐洲共同體”和它的后身“歐盟”似蟹行般的制度延伸，這是規(guī)范社會交往和國際關系方面特征明顯的“歐洲式”道路。這種歐洲方式囊括一切，從兒童保健到國際法律規(guī)范，代表的不僅僅是歐盟及其成員國的官僚實務；到21世紀初，它已變成渴望加入歐盟的國家的一座燈塔、一種范例，是對美國、對富有競爭性魅力的“美國生活方式”的一種全球性挑戰(zhàn)。
歐洲從一個（充滿爭議的）地理概念變成了個人和國家的模板與向往之所，這種出人意料的決定性轉變是一個緩慢而循序漸進的過程。根據(jù)亞歷山大·沃特（Alexander Wat）對兩次大戰(zhàn)之間波蘭政治家們的錯覺的諷刺說法，歐洲不是“命定走向偉大”。它出現(xiàn)的這種能力，從1945年甚至1975年的情況出發(fā)都肯定是無法預見的。新歐洲不是預先構想的共同計劃：沒有人從一開始就提出這樣的計劃。但它在1992年后一旦變得明晰，歐洲的確占據(jù)了這種國際事務中的新地位，尤其是它同美國的關系產(chǎn)生了一種新的方式——這對歐洲人和美國人都一樣。
交織在戰(zhàn)后歐洲敘事中的第四個主題是：它同美國之間的關系很復雜，而且常常被誤解。1945年后，西歐人要美國介入歐洲事務——但他們也厭惡這種介入，因為那意味著歐洲的衰落。再者，盡管美國在歐洲存在，尤其是在1949年以后的歲月里，“西方”的兩部分依然
十分不同。在西歐，冷戰(zhàn)沒有像在美國那樣引起相當警覺性的反應，而隨之而來的50年代和60年代西歐“美國化”則往往是被夸大的，這在下文行將敘述。
東歐以相當不同的眼光來看待美國及其特性。但其中也會在誤導下過分地夸大1989年之前和之后美國對東歐的影響。東歐和西歐持不同意見的批評家們——例如法國的雷蒙·阿隆，或捷克斯洛伐克的瓦茨拉夫·哈維爾——都小心翼翼地強調，他們并不認為美國可以成為他們國家的任何一類社會楷模。雖說年輕一代的1989年后東歐人一度激奮地要按照美國的模式來使自己的國家自由化，即有限的公共服務、低稅收、自由市場，但是并未達到那種樣式。歐洲的“美國時刻”只存在于過去。未來東歐的“小美國”們完全坐落于歐洲。
最后，戰(zhàn)后歐洲的歷史是一個籠罩在沉默里和不在場的故事。歐洲大陸曾經(jīng)是一幅復雜交叉的多彩畫面，其語言、宗教信仰、共同社會和民族是互相疊合的。它的許多城市——尤其是新老帝國邊界結合部的一些較小城市。例如，的里雅斯特、薩拉熱窩、薩洛尼卡、切爾諾維茨、敖德薩或維爾納——實際上都是多元化社會的原型，天主教徒、東正教徒、穆斯林、猶太教徒等等都相互熟悉地生活在一處。我們不會將這種舊歐洲理想化。波蘭作家塔德茲·波洛斯基（Tadeusz Borowski）所說的“不可思議的、幾近喜劇般的各民族熔爐在歐洲心臟
地帶冒著危險的火花”周期性地爆發(fā)動亂、屠殺和迫害——然而這是真實的，它在鮮活的記憶中仍然存在。
從1914年到1945年，這個歐洲卻被摧毀成灰。20世紀下半葉誕生的那個熠熠生輝的歐洲更加有序，沒有那么多雜亂的元素。由于戰(zhàn)爭、占領、邊界調整、驅逐、種族滅絕，每一個人現(xiàn)在幾乎都生活在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民族中間。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40年里，東歐人和西歐人都生活在封閉的民族聚居地，生存下來的屬于同一宗教或同一種族的少數(shù)人群體——例如法國猶太人——至多只代表人口的一個很小比例，而且完全融合進它所在的文化和政治的主流社會。只有南斯拉夫和蘇聯(lián)——正如前面已經(jīng)指出的，蘇聯(lián)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帝國，但只是歐洲的一部分——站在這個新的、先后趨向同質的歐洲之外。
自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尤其是自從蘇聯(lián)解體和歐盟擴展以來，歐洲面臨著多元文的局面。難民、客籍工人和歐洲的前殖民地的居民都回到了帝國都市，期待著就業(yè)和自由的前景；自愿的或不自愿的移民來自那些隨著歐洲擴張疆域而失敗或倒退的國家，將倫敦、巴黎、安特衛(wèi)普、阿姆斯特丹、柏林、米蘭等十幾座城市變成了國際性大都市，無論它們是否喜歡這樣。
歐洲出現(xiàn)了新的活生生的“異類”——例如，大約1 500萬穆斯林已經(jīng)進入了歐盟，而在保加利亞和土耳其還有8 000萬等待進入——他們不僅凸顯了今日歐洲對日益多樣化前景的不滿，也使得人們無法繼續(xù)泰然地將歐洲歷史上已經(jīng)死去的“異類”拋諸腦外。自從1989年以后，比過去更清楚的是，戰(zhàn)后歐洲的穩(wěn)定局面有多少是依賴了約瑟夫·斯大林和阿道夫·希特勒的成就。在他們合力，由于戰(zhàn)時與占領者合作的人的協(xié)助，獨裁者們炸平了人口中心，在那時就奠定了新的、不那么復雜的歐洲大陸基礎。
對于這一令人窘迫的扭結（kink），在對歐洲歷史朝向溫斯頓·丘吉爾所說的“陽光普照的遼闊高地”平緩前進的敘事中，大多只字不提戰(zhàn)后東歐和西歐——至少直到60年代一直如此。自此之后，通常只提及德國人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除了偶爾的爭論外，對另外一些犯罪者——以及犧牲者——的記錄都封存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歷史和回憶典型地局限在一套人們所熟悉的道德規(guī)范方面：善對抗惡，反法西斯主義者對抗法西斯主義者，抵抗運動戰(zhàn)士對抗通敵分子，等等。
1989年以后，由于克服了長期以來固定的禁忌，就有可能認識到（有時需要戰(zhàn)勝強大的反對和否認傾向）為歐洲再生付出的道德代價。波蘭人、法國人、瑞士人、意大利人、羅馬尼亞人等等，現(xiàn)在可以更清楚地知道——如果他們希望知道的話——他們國家在短短的幾十年前真實地發(fā)生的是什么。即使德國人也重溫他們國家的公認歷史——結論卻自相矛盾。幾十年來第一次，德國人認為，是德國人遭受了苦難，德國才是犧牲品，無論是在英國轟炸機、俄國士兵或捷克驅逐者手里——這些都是受到關注的問題。人們在某些正式的場合重新開始小心翼翼地暗示，猶太人并非唯一的受害者??
這些說法無論是好是壞，都值得商榷。這種公共記憶是否全部屬于一種政治健康的跡象？或者像戴高樂等人心知肚明的那樣，忘記它們有時是否更加穩(wěn)妥呢？這個問題將在本書的“跋”中被再次提及。在這里我只是想指出，我們不必將上述令人不安的最新回憶看作歐洲原罪的可怕證據(jù)——當被和今日爆發(fā)的民族或種族問題聯(lián)系在一起時，人們有時會這樣看待它們（特別是在美國）。它沒有從以往罪行中吸取教訓的能力，它帶著記憶缺失的懷舊，它隨時傾向于回到1938年。按照約基·貝拉（Yogi Berra）的話說，這不是“又一次似曾經(jīng)歷的錯覺”。
歐洲不會回到戰(zhàn)時的動亂歷史——相反，它正在遠離那段歷史。今日的德國像歐洲其他國家一樣，它意識到的是自己的20世紀歷史，而不是以往50年里的任何時刻。但這并不意味著它正在回到過去。本書嘗試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帶來的長期陰影沉重地壓在戰(zhàn)后歐洲的身上。然而，它不會完全意識到這一點。對歐洲近期歷史保持沉默，是構建歐洲之未來的一個必要條件。今天——根據(jù)幾乎其他任何一個歐洲國家的痛苦的公開辯論——看來比較合適的（而且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可避免的）是，德國人也應該至少能夠公開質疑完全有意所為的官方記憶的準則。我們也許對此感到很不舒服；這也許并不是一種好兆頭。但這是一次閉幕。希特勒死后已經(jīng)60年了，他的戰(zhàn)爭及其后果也已經(jīng)屬于歷史。歐洲的戰(zhàn)后時代已經(jīng)持續(xù)了非常長的時間，而它也到了最后下結論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