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秋，我考上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的碩士研究生，師從戴逸教授、馬汝珩教授研究清代的理藩院及邊疆民族政教制度，1981年畢業(yè)，獲歷史學碩士學位。30多年來，我一直在這個領域耕耘，從事清代西藏史某些問題的探索。
　　從2003年開始，我參加了國家清史的編纂工作，先是調研20世紀中國通史中的清史研究情況，后又接受了國家清史編委會和戴逸老師委托的課題“藩部封爵世表”“四大活佛世表”的編撰。這兩個課題，進一步開拓了我的清代西藏史研究的視野，本書中的許多篇章，就是在此過程中有所心得而寫就的。
　　在研究清代西藏史的過程中，我和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的關系越來越密切。我曾是中國藏學研究中心高級職稱評審委員會的委員，多次參加藏研中心的學術活動；還曾是《中國藏學》雜志漢文版的特約編輯，審閱了許多有關西藏歷史的稿件。這期間，我對藏學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深深感到獻身于這一學術領域是極大的幸事。
　　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的這本書，就是我研究清代西藏史的結晶。它在內容上分為如下幾部分。
　　一是清代西藏的管理機構。清朝時西藏也稱唐古特。清朝統(tǒng)治者實行“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的政策，在中央政府中設立理藩院管理西藏等邊疆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事務，此外就是設立駐藏大臣，加強對西藏的管理。晚清時期，清政府進行改革，理藩院改為理藩部，駐藏大臣建置也有所調整，其職權亦有所削弱。
　　二是清代的藏傳佛教政策。藏傳佛教，俗稱喇嘛教，其中的格魯派亦稱黃教，在蒙藏地區(qū)有著廣泛的影響。清代的藏傳佛教政策有一個形成和演變的過程。有清一代，為了加強和鞏固對蒙藏地區(qū)的統(tǒng)治，采取利用黃教政策，尊崇其領袖人物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哲布尊丹巴、章嘉四大活佛，使他們分掌西藏、蒙古地區(qū)的黃教事務。這是清代政治、宗教生活中的重要特征。
　　三是清代西藏的封爵。清朝統(tǒng)治者以軍功、姻親、歸附等不同原因，封西藏等少數(shù)民族王公貴族以各種爵位，并給予相應的政治、經濟待遇，用以加強統(tǒng)治。在《清史稿》《大清會典事例》《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等典籍中，對西藏封爵的記述不但有錯誤，而且有缺漏。這些，可以通過檔案和清實錄給予糾正和補充。
　　四是清末西藏新政。清末西藏實施新政，和帝國主義國家侵略西藏、西藏形勢出現(xiàn)危機、清政府在西藏施政發(fā)生困難密切相關。清末西藏新政的內容非常豐富，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個領域。清末西藏新政是西藏走向近代化的開端，對維護清政府在西藏主權有重要意義。它的失敗，對后人有重要的啟示和教訓。
　　五是關于清代西藏的民族政策、金瓶掣簽制度、一些重要的典籍和建筑等。清代“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的實施，穩(wěn)定了西藏等邊疆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社會秩序，增強了各民族之間的聯(lián)系，促進了清朝多民族統(tǒng)一國家的鞏固和發(fā)展。清代金瓶掣簽制度的實施，有利于蒙藏地區(qū)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清代拉薩和北京的雙忠祠，告訴了人們一個真理，即維護國家統(tǒng)一、反對民族分裂的前代先賢，永遠被后人敬仰。“諦巴奏章”檔案的披露，揭示了清朝康熙年間那一段隱蔽的歷史真相，有助于人們對清代西藏史復雜性的感知。馬吉符的《藏牘劫余》以詳盡的史實，記述了英國侵略者對西藏的侵略，以及中國西藏地方官員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而進行的不懈斗爭。乾隆朝內府抄本《理藩院則例》一書的客觀存在，再一次使人們認識到研究清代西藏史，一定要經過去偽存真的過程，來不得半點主觀臆斷�！肚宕�治藏軍事研究》充分展示了清代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全面行使主權和加強管理的歷史原貌。
　　六是清代西藏史研究的歷史回顧。100年來的清代西藏史研究，20世紀通史中的清史研究，清末中央對蒙藏施政研究，像三部長長的紀錄片，不僅記述了中國學者研究清代西藏史的歷史足跡，而且反映了清代西藏史研究的日益繁榮，反映了國家的日益昌盛。1995年臺北“海峽兩岸蒙古學藏學學術研討會”，則是對清代西藏史研究漫長過程中的一個點的聚焦，一個具體場面的掃描，生動而具體。
　　附錄部分，以清實錄及有關史料為線索，匯集了清代治理西藏的主要措施及相關事件，希望作為讀者的索引，進一步探究有關問題。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求其索�！鼻宕�西藏史研究是無止境的。希望本書能給人們的學習和研究以借鑒和啟發(fā)，并發(fā)揮清代西藏史研究過程中的承上啟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