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秋，我考上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的碩士研究生，師從戴逸教授、馬汝珩教授研究清代的理藩院及邊疆民族政教制度，1981年畢業(yè)，獲歷史學碩士學位。30多年來，我一直在這個領域耕耘，從事清代西藏史某些問題的探索。
　　從2003年開始，我參加了國家清史的編纂工作，先是調(diào)研20世紀中國通史中的清史研究情況，后又接受了國家清史編委會和戴逸老師委托的課題“藩部封爵世表”“四大活佛世表”的編撰。這兩個課題，進一步開拓了我的清代西藏史研究的視野，本書中的許多篇章，就是在此過程中有所心得而寫就的。
　　在研究清代西藏史的過程中，我和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的關系越來越密切。我曾是中國藏學研究中心高級職稱評審委員會的委員，多次參加藏研中心的學術活動；還曾是《中國藏學》雜志漢文版的特約編輯，審閱了許多有關西藏歷史的稿件。這期間，我對藏學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深深感到獻身于這一學術領域是極大的幸事。
　　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的這本書，就是我研究清代西藏史的結(jié)晶。它在內(nèi)容上分為如下幾部分。
　　一是清代西藏的管理機構(gòu)。清朝時西藏也稱唐古特。清朝統(tǒng)治者實行“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的政策，在中央政府中設立理藩院管理西藏等邊疆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事務，此外就是設立駐藏大臣，加強對西藏的管理。晚清時期，清政府進行改革，理藩院改為理藩部，駐藏大臣建置也有所調(diào)整，其職權(quán)亦有所削弱。
　　二是清代的藏傳佛教政策。藏傳佛教，俗稱喇嘛教，其中的格魯派亦稱黃教，在蒙藏地區(qū)有著廣泛的影響。清代的藏傳佛教政策有一個形成和演變的過程。有清一代，為了加強和鞏固對蒙藏地區(qū)的統(tǒng)治，采取利用黃教政策，尊崇其領袖人物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哲布尊丹巴、章嘉四大活佛，使他們分掌西藏、蒙古地區(qū)的黃教事務。這是清代政治、宗教生活中的重要特征。
　　三是清代西藏的封爵。清朝統(tǒng)治者以軍功、姻親、歸附等不同原因，封西藏等少數(shù)民族王公貴族以各種爵位，并給予相應的政治、經(jīng)濟待遇，用以加強統(tǒng)治。在《清史稿》《大清會典事例》《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等典籍中，對西藏封爵的記述不但有錯誤，而且有缺漏。這些，可以通過檔案和清實錄給予糾正和補充。
　　四是清末西藏新政。清末西藏實施新政，和帝國主義國家侵略西藏、西藏形勢出現(xiàn)危機、清政府在西藏施政發(fā)生困難密切相關。清末西藏新政的內(nèi)容非常豐富，包括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化各個領域。清末西藏新政是西藏走向近代化的開端，對維護清政府在西藏主權(quán)有重要意義。它的失敗，對后人有重要的啟示和教訓。
　　五是關于清代西藏的民族政策、金瓶掣簽制度、一些重要的典籍和建筑等。清代“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的實施，穩(wěn)定了西藏等邊疆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社會秩序，增強了各民族之間的聯(lián)系，促進了清朝多民族統(tǒng)一國家的鞏固和發(fā)展。清代金瓶掣簽制度的實施，有利于蒙藏地區(qū)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清代拉薩和北京的雙忠祠，告訴了人們一個真理，即維護國家統(tǒng)一、反對民族分裂的前代先賢，永遠被后人敬仰。“諦巴奏章”檔案的披露，揭示了清朝康熙年間那一段隱蔽的歷史真相，有助于人們對清代西藏史復雜性的感知。馬吉符的《藏牘劫余》以詳盡的史實，記述了英國侵略者對西藏的侵略，以及中國西藏地方官員為維護國家主權(quán)和領土完整而進行的不懈斗爭。乾隆朝內(nèi)府抄本《理藩院則例》一書的客觀存在，再一次使人們認識到研究清代西藏史，一定要經(jīng)過去偽存真的過程，來不得半點主觀臆斷�！肚宕�治藏軍事研究》充分展示了清代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全面行使主權(quán)和加強管理的歷史原貌。
　　六是清代西藏史研究的歷史回顧。100年來的清代西藏史研究，20世紀通史中的清史研究，清末中央對蒙藏施政研究，像三部長長的紀錄片，不僅記述了中國學者研究清代西藏史的歷史足跡，而且反映了清代西藏史研究的日益繁榮，反映了國家的日益昌盛。1995年臺北“海峽兩岸蒙古學藏學學術研討會”，則是對清代西藏史研究漫長過程中的一個點的聚焦，一個具體場面的掃描，生動而具體。
　　附錄部分，以清實錄及有關史料為線索，匯集了清代治理西藏的主要措施及相關事件，希望作為讀者的索引，進一步探究有關問題。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求其索�！鼻宕�西藏史研究是無止境的。希望本書能給人們的學習和研究以借鑒和啟發(fā)，并發(fā)揮清代西藏史研究過程中的承上啟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