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為了思考現(xiàn)實而研究歷史

從我第一次進制片廠當洗印工人算起，今年正好是第40年。人生到四十歲已經被稱為“不惑”了，可我進電影圈四十年了，卻無時不“惑”。所謂“惑”用個通俗的說法，就是“弄不清楚”。而這種基于現(xiàn)實體驗的“惑”，其實正是思考和進行學術研究的基礎和動力。我把這本小書起名為“惑學思影錄”，就是想把它作為自己用電影史研究的方式應對現(xiàn)實、思考電影的學術道路的一種梳理。其實我覺得自己所做的學術研究究竟解決的什么問題并不多么重要。其是否有意義和價值自有歷史來評價。但是一些研究既然已經進入了中國電影研究的歷史視野，我更希望讓人了解的其實不是我說了些什么，而是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中為什么會做這些研究，以及這些歷史研究在歷史情境中究竟要表達什么。
有一種流行的說法，叫做“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是說所有的歷史研究和歷史寫作都不能脫離寫作時代的歷史情境。作為從事了30多年電影史研究的人，我對這一點深有體會。這種寫作時代的歷史痕跡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從寫作者來說對其研究的對象的選擇，作出的歷史描述與評價都離不開其所處的現(xiàn)實。歷史研究寫作行為本身是歷史學家應對現(xiàn)實的一種方式。另一個方面則是任何歷史寫作都不可避免地打上寫作時代的思維方式和語言習慣等種種歷史烙印。這種歷史烙印有的是寫作者自身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表達，也有的源于應對當時傳播和交流的語境表達技巧。
我是一個將隨遇而安和不甘寂寞矛盾地結合在一起的人。說隨遇而安是自幼我從沒有一些人常說的那種喜歡某個東西、計劃著將來一定要做的執(zhí)著的理想。生活把我推到哪里，我首先想的是扮演好生活分配給自己的角色。說不甘寂寞是總是希望能表現(xiàn)出一些自己的獨立性和現(xiàn)實生存感。念研究生學的是中國電影史，但是對電影現(xiàn)實的關心卻一直影響著我的專業(yè)學習和研究。當時電影是關注的重點在三十年代，對三十年代左翼電影的創(chuàng)作從思想內容到藝術成就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但對此前的電影整體語焉不詳且并評價負面。我不相信在那樣一片“垃圾”上會驟然誕生三十年代的輝煌，便把論文準備的視野集中在了初期電影方面。開始我準備從當時基本持否定態(tài)度的鴛鴦蝴蝶派文學對電影的影響入手。但是電影界對于“電影與戲劇離婚”的現(xiàn)實爭論很大程度影響了我對史料的關注和思考。特別是參加“20年代到40年代電影回顧展”觀摩了一批早期電影之后，使我基于自己對電影現(xiàn)實的關注和思考選擇了“影戲”這一歷史研究視角。四年本科歷史專業(yè)的訓練讓我知道歷史寫作必須建立在對歷史的描述和梳理上。在《論“影戲”》這篇論文的文字表述里我沒有與80年代的理論爭論做任何的直接勾連，但其中又顯然存在著現(xiàn)實理論語境影響的痕跡。這多少也是這樣一篇史學論文在當時居然能引起一定社會關注的原因之一吧。
人們常說理論研究和藝術創(chuàng)作是基于截然不同的兩種思維方式。這當然是對的。但我從個人的研究經驗中也有一種有趣的體驗，感受到理論寫作（包括歷史寫作）作為一種創(chuàng)造性勞動來說，也和創(chuàng)作有某些相通之處。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創(chuàng)作主體的個性和表達欲望是藝術創(chuàng)作的基礎。可能是自己有某種東西想要表達，于是尋找一個適合題材和藝術語言加以表現(xiàn)；也可能是遇到了某個素材打動了自己，然后從中發(fā)掘出自己想要表現(xiàn)的東西；或者是接到某個命題作文的任務時，努力在題材或類型的限定里盡可能地“塞進”自己想要表現(xiàn)的東西。這當中需要用各種方式調動自己的知識儲備和創(chuàng)造力，排除種種干擾，用創(chuàng)造性的勞動盡可能讓做出來的東西“對得起自己”。每個搞過創(chuàng)作的人都知道，那種“不把自己放進去”的創(chuàng)作不可能出好作品。而創(chuàng)造性有時需要某種“靈感”狀態(tài)，苦苦思索而不可得，卻因某種契機突然進入狀態(tài)最能帶來創(chuàng)作的欣慰。理論寫作何嘗不是如此。誰也不愿人云亦云。但是任何有創(chuàng)新性的理論研究也離不開研究者知識和理論儲備與個性化的思想表達需求的有機結合。而這種表達需求也同樣離不開研究者的現(xiàn)實感受。具體的研究選題可能是自己設計的，也可能是為了參加各種研究計劃或研討會而被“命題”的。但是作為研究者自身的“投入”程度常常對成果是否具有創(chuàng)新性至關重要。這種“投入”包括嚴謹?shù)膶W術態(tài)度和獨特深入的理論思考。當然，理論研究對于知識傳承的系統(tǒng)性和理論邏輯的嚴謹性方面有著不同于藝術創(chuàng)作的更嚴格要求。尤其是歷史寫作，資料的翔實精準是合格的歷史寫作的基本要求。然而如何將紛紜復雜的歷史資料形成對認識歷史和啟示現(xiàn)實有意義和價值歷史表述，則離不開歷史學者的創(chuàng)作性勞動。這種創(chuàng)造性的勞動包括建構歷史敘述獨特的切入角度，對于史料進行細致嚴謹?shù)氖崂怼⒈嫖龊涂甲C等等諸多方面。而理論和歷史寫作也常常會體會到那種“眾里尋他千百度，暮然回首，卻在燈火闌珊處”的創(chuàng)造性樂趣。
一次影史李家軍同門聚會時，大家開玩笑說我們之中有 “竄稀派”和“便秘派”之分，我大概就屬于那不太通暢的一類了吧。作為一種自我辯解，我也把這歸于自己太把理論寫作當作一種創(chuàng)作看待，太追求寫作過程的宣泄感了。我是個在寫作方面有點懶和拖延癥嚴重的人。在學校當老師，課堂上講過兩遍的東西再寫文章會覺得索然無味，加上其他干擾較多，弄得許多寫作計劃胎死腹中。回想起來常覺得非常慚愧。在為選編此書而重新閱讀一些文章時，會讓我回想起當時寫作時的精神狀態(tài)。它們多少都與當時自己對于中國電影現(xiàn)實狀態(tài)的一些感受和思考有關。所以，我給一些文章加了簡單的題注，對寫作緣起做了一些交代，也算是作為歷史的一些補充吧。
我到電影學院任教也30年了。第一次有人向我提出編一本論文集的要求，是1996年第一次招收碩士研究生時，當時的學生萬傳法和李二仕（他們現(xiàn)在都已經是知名的電影學者了）向我提出想找我的一些文章不易找到，建議我編一本論文集，也有出版社想給出�？晌耶敃r一口回絕了。
原因說起來有點矯情。其實和我對自己所做的電影史研究的看法有些關系。我雖然是從學歷史專業(yè)開始走上了電影史研究的學術道路的，但從自己的學術個性而言其實是不太愿意沉在一個很具體的歷史領域里自娛式地玩味。我對歷史的興趣更多的是源于自己的現(xiàn)實體驗和興趣，希望能通過“通古今之變”幫助對現(xiàn)實有所思考和啟示。在教學里，我一般都反對學電影史的學生只讀結集出版的文集，而要求他們去找史料的原始出處。讀一篇文章的同時，還要瀏覽周邊的相關文章，才能更好地理解具體的文章。也正因為如此，我覺得我的許多文章其實都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根據(jù)自己對現(xiàn)實的感受和需要寫的。離開了歷史情境，其意義和價值都會變化。
但是近年來遇到的幾件事使我改變了看法，覺得結集出版也有一定的意義。一件事是一次讀到一篇研究一個相對比較冷門的創(chuàng)作者的文章，感到作者似乎沒有注意到80年代有兩位學界前輩寫過同一領域的文章。這使我感受到網(wǎng)絡時代資料查詢方面出現(xiàn)的一些新現(xiàn)象�，F(xiàn)在的研究者越來越多的是靠網(wǎng)絡關鍵詞檢索尋找資料。對于早期的史料大家都知道網(wǎng)上有限，還會下些功夫去查。但對近幾十年的資料和研究成果，由于一些重要的專業(yè)雜志論文等已經電子化，就很少有人去系統(tǒng)地閱讀紙質報刊雜志原本。這樣使得一些沒有電子化的和沒有包含關鍵詞但是實際上內容相關的東西難以納入視野。另一件事是某大學出版一本文集時收錄了我一篇早年的文章，但是沒有標明最初的發(fā)表時間。這篇文章是所涉及的學術領域第一篇學術性文章。其中對于當時尚屬敏感的一些話題 是用一些比較曲折的話語進行表述的。但我的一個學生以為是我最近寫的文章，來問我與此文有關的一些問題。其中對于其中一些今天看來明顯過時的詞語用法和似乎顯得保守的隱晦表達頗為不解。這也更使我感到在現(xiàn)代資料檢索條件下，還需要一些更有利于新的研究者們了解歷史情境的輔助手段和資料整合方式。我這兩年在做的一些中國電影史料原著影印叢書，李奕明電影文集和這本書的編輯等事，也是希望為中國電影理論史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一些方便。
本書中除了我獨立寫作的文章之外，我也收錄了少量我與他人合作的文章和共同參與的訪談或筆談，希望這些能對更好地反映歷史有所幫助。我也盡量在題注里對各自所做的工作加以說明。在此也對這些合作者表示感謝。
最后還要在此真誠的感謝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研究生胡曉鈺、江凌飛、李榮恩、孫堯、許重江，博士研究生王剛為文章查找、文字錄入和校對等工作做出的貢獻，感謝吳冠平等老師和北京電影學院中國電影文化研究院及東方出版集團為本書出版提供的巨大幫助。

鐘大豐
201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