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不簡單
——革命時期知識分子在話語生產中的復雜角色

由于知識分子曾在各種“運動”中都處于一種被批判、被改造、被“整”的地位，更由于為人們普遍熟悉的有關“文化大革命”的種種悲慘的故事，這樣一個印象可以說是非常普遍的：在種種政治壓力之下，中國知識分子的寫作、言說不僅經常被限制甚至被壓迫，而且他們的才華、熱情和創(chuàng)造能力也大多被擠癟、壓干，一個個都成了被動的、機械的“齒輪和螺絲釘”—總之，那是一段知識和知識分子的受難史。使這一印象不斷得到印證的事實是：許多“受難”的故事，都是有親身經歷的知識分子自己講出來的。于是，它們就成為無可懷疑的歷史。

然而，這樣一個“受難史”是可以質疑的。

問題并不在于這受難史的敘事是否符合事實。如果考慮到一切“歷史事實”都是某種敘事，都是在特定的條件下被作為一種話語生產出來的，則“歷史事實”并不如通常人們想得那么重要。我以為更有意思的倒是：關于革命時期的知識分子的境遇能否講出另外一個故事？特別是：考慮到壓迫/ 反抗作為一種敘事方法，常常為歷史寫作所特別愛好，幾乎成為一種固定模式，我們可不可以將這把敘事的剪刀——這把剪刀常常把“歷史”修剪得整整齊齊——扔掉，講一個復雜一點的故事？還有，這個故事的復雜程度能否顯示出知識分子在回顧歷史時，還有許多新的可能性，可以采取新的立場和態(tài)度？等等。這些都值得嘗試。

我想對丁玲一生中的某些言說做分析來進行這個嘗試。

一

丁玲的小說如同她同時代的許多作家的作品一樣，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還不成熟、正在蹣跚學步的典型表現(xiàn)（這種學步是在發(fā)生著巨大社會變革的環(huán)境中進行的，充滿了種種干擾和艱險）。然而，除了很少數(shù)的研究者對她的小說“缺乏多樣化和復雜性”有所批評，文學史家和批評家都對丁玲的作品給予了非常高的評價，無論是其“思想”還是“藝術”。但是，只要把丁玲的作品拿來和1985 年之后出現(xiàn)的任何一個優(yōu)秀作家的小說略作比較，就很容易看出前者的淺陋和粗糙。應該公正地說，這種在小說敘事技藝上的幼稚，并不一定是丁玲的才能不夠，而更多是時代的局限。只要想一想，那時候距新文學革命的發(fā)動才二十余年，我們也就不能對那個時代的寫作過于苛求。何況，其間前后還畢竟出現(xiàn)了魯迅、蕭紅等幾個大手筆，他/ 她們寫作上的早熟，大約是永遠不能清楚解釋的奇跡。不過以上的這些看法，已經遠遠超出了對丁玲小說的評價，涉及如何看待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發(fā)展的大問題。這不是本文的任務，丁玲小說的高低優(yōu)劣，也并不是本文的主旨，這里只是順便提及而已。

丟開丁玲小說的藝術成就不予理會，我們可以集中注意力，單純地把丁玲當作一個文學話語的生產者來看待；此外，由于丁玲在她坎坷的一生中還曾幾次擔任文藝工作的領導職務，因此我們當然也會注意到，她同時還獲得一種有官方權威所支持的文學話語生產的監(jiān)督者的地位。這樣看丁玲，就可以從一個新的視角提出一系列問題：丁玲的寫作在革命時期的話語生產中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占據(jù)了什么樣的地位？作為一個多次受到壓制和迫害、經歷了多年苦難的作家，其作品和言論在話語層面上和主流話語的關系又如何？如果我們用毛文體這個概念來表述以毛澤東為象征的那一段革命時期的主流話語，則還可以問：丁玲在創(chuàng)作中怎樣處理她的寫作與毛文體之間的關系？她是否進入了毛文體所規(guī)定的話語秩序？在進入過程中有過反抗嗎？進入后有過動搖嗎？*后，多年的壓迫和磨難是否使她對毛文體有了新的態(tài)度？是否有了走出毛文體來言說和行動的要求？

由于知識分子在革命中“受難”的說法相當普遍，對上述問題的研究和回答就有相當重要的意義—丁玲受難的歷史，在同代知識分子中是一個代表，對她進行分析所得的結論也應該有相當?shù)拇�表性。其實我們對于丁玲提出的這些問題，同樣可以向絕大多數(shù)在革命的旗幟下生活過、寫作過的知識分子提出。在理想的情況下，這些問題應該不是作為某種學術來研究，而是由那一代的知識分子，每個人都用這些問題或類似的方式向自己追問，并且做出老老實實的回答。然而，這肯定是不可能的。因為事實上他們已經巧妙地回避了這些問題—除了種種復雜的歷史機遇之外，被稱為“一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浩劫”使人人都有苦水可吐，“痛說革命家史”；“浩劫”使人人敢于指責毛澤東，說他犯了這樣那樣的嚴重錯誤。因而“浩劫”也就提供了“向前看”（今天真正變成了“向錢看”）的語言，人人都免于向后看去追究自己的過去。

遺忘或者逃避歷史是人的通病，或許我們不該過于苛刻。

二

1981 年9 月，大難不死的丁玲，應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中心邀請到美國訪問。不難想象，人們在接待這位來訪者時是多么好奇。其時蘇聯(lián)、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還沒有解體，冷戰(zhàn)的格局依然嚴重地制約著西方人的頭腦和語言。何況丁玲又是那樣一個富于傳奇色彩的人物：“‘五四’的女兒”、二三十年代交替時期的著名的女性反叛者、被魯迅所稱贊的“**的無產階級作家”、 延安革命文藝的領導人、差點和彭德懷將軍結婚的革命女性、著名的雜文《“三八節(jié)”有感》的作者、*后—作為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含冤受難二十多年，在“文革”后又終于被“解放”的一位近八十歲的高齡老人。特別是丁玲*后這一段受苦受難的生活，更容易激發(fā)被冷戰(zhàn)意識形態(tài)凍結在壓迫/ 反抗層面上的人們的想象力。那些在美國各地熱烈歡迎丁玲的人當中，期待從她那里聽到新的叛逆語言的人自然為數(shù)不少，盡管這些人各自的政治立場、心理動機或許全然不同。然而丁玲讓他們徹底失望了。

丁玲在一篇名為《養(yǎng)雞與養(yǎng)狗》的訪美散記中，記敘了這樣一次經歷：在一個聚會上，丁玲被問到是否在北大荒養(yǎng)過雞，她不僅回答確實養(yǎng)過雞，而且還說：“養(yǎng)雞也很有趣味，在生產隊為國家飼養(yǎng)幾百只雞也很有意思，孩子、病人、太太們每天都需要有高蛋白的雞蛋嘛！”這樣的回答，當然遠遠違背了問者的期待，以至于竟有人當場十分不禮貌地質問丁玲：“一個作家，不寫文章，卻被罰去養(yǎng)雞，還認為養(yǎng)雞很有趣味，我真難理解，倒要請教丁女士，這‘意思’不知從何而來？”這樣的對話自然不會愉快，當幾位太太先生喋喋不休地大談養(yǎng)狗經的時候，丁玲干脆躲到洗手間里去了。

丁玲描寫的這次交談的障礙并不是一件復雜的事，但是值得深入地分析，因為其中包含著很復雜的內容。丁玲的“養(yǎng)雞有趣”論，為什么使問者那樣惱怒？恐怕并不是由于他們具有多少正義感，從而為丁玲的遭遇抱不平。起碼這不是主要的。我以為更重要的是丁玲的回答無意中對問者確信不疑的壓迫/ 反抗模式實行了一次嚴重的打擊。這打擊使人惶惑。其實不奇怪，生活在社會主義國家之外的人們，已經如此習慣這個模式，以至于一涉及蘇聯(lián)、東歐、中國，問題馬上就是：有什么壓迫？有什么反抗？他們中很少有人意識到這種提問題的方式本身，就是以冷戰(zhàn)為基礎所形成的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tài)的一個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為此，他們很難明白，以這種簡單的二元對立方法去研究社會主義國家，是如何難以把握其中的復雜性。當然，我如此說并不是要申明在社會主義國家、在中國就從來沒有壓迫，也根本沒有反抗。問題是只壓迫和反抗著眼并不能解釋許許多多的問題。丁玲就是個很好的例子。

丁玲于1978 年被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其時已七十四歲；1979 年恢復黨籍，并在作家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作協(xié)理事、副主席；1980 年中國共產黨中央正式批準改正“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和“丁玲、馮雪峰‘右’派集團”的兩個錯案，徹底給予平反。這一連串的改正和平反，整整歷經三年。這三年中丁玲雖然已近八旬，卻十分活躍，除發(fā)表了短篇小說《杜晚香》和長篇小說《在嚴寒的日子里》（部分章節(jié)），還寫了很多文章，做了多次的講演。在這些寫作和言說活動里，丁玲表現(xiàn)得相當熱情、直率，喜歡對各種問題發(fā)表意見，而且常常直言不諱。人們從她的這些作為里，依稀還能見到年輕時代丁玲的影子。但是，對這時期丁玲的文章言論略做檢查，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其中并沒有什么獨特的見解，更不必提異端邪說或不同政見。以壓迫/ 反抗模式來度量，一個有受壓二十多年的苦難史的作家，似乎應該以某種不同的語言來表達她的反抗，或者說她的抗議。退一步說，即使作家不提出正面的抗議，她至少也要認真、嚴肅地回答如下的問題：二十多年的苦難究竟使她有了哪些思考？她怎樣解釋自己所受的冤屈？特別是，受冤屈的不是她一個人，還有五十多萬知識分子都與她共命運，她又該對此做什么樣的申明？她是否意識到這些事的嚴重性，以至于她應該對她親身經歷的歷史做一次全面的批判？諸如此類。但是，檢索丁玲在這幾年中所發(fā)表的重要文章和言論，例如《 講一點心里話》《我這二十多年是怎樣過來的》《談談文藝創(chuàng)作》《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生活、創(chuàng)作、時代靈魂》《文藝創(chuàng)作的準備》，我們不僅會感到失望，而且還感到難堪。因為這些言論不過都是當時流行的一些時髦的套話，而且丁玲對它們運用自如。

1980 年6 月，丁玲應邀在文化部文學講習所做了一次報告，后來這講話又在9 月6 日的《中國青年報》上刊出。12 在這篇報告里，丁玲提出了一個人們都非常關心的問題：“人家問我，你這二十多年怎么過來的？”—對這樣一個問題，丁玲當然應該有許多話要說，而且問者當然要期待這些話中含有二十多年的苦難才能磨煉出來的智慧。然而丁玲的回答是：“我可以說一點，就是二十多年來，我很少感到空虛”，“因為我堅信社會主義優(yōu)于資本主義，堅信經歷了半個世紀復雜斗爭的中國共產黨的核心力量始終是健康可靠的”，“因為我走到哪里，到處都看到純樸善良的人民和欣欣向榮的社會主義事業(yè)，我走到哪里都是熱烘烘的”等等。作為一個具有“我是個共產黨員！現(xiàn)在戴了帽子，但骨子里我還是個共產黨員！”這樣堅定信念的黨員作家，丁玲當然有權在其言說中鄭重宣布自己的立場，即使這種宣布是些套話。但是，對于諸如“反右”、“文革”這樣重大的歷史事件，一個作家，哪怕是黨員作家，也是不好用流行的套話去搪塞的。這一點，丁玲感覺到了，所以她又激動地說了如下一段話：“我就猶豫過，我要不要把心里話講出來。我七十多歲了，我坐過國民黨的牢，‘文化大革命’中又坐過‘四人幫’的牢。我能像有些朋友好心囑咐的那樣，不問外事，不說話，渾渾噩噩混日子嗎？難道我是沒有思想、沒有感情的人嗎？我不能這樣，我認為看破紅塵的人是*自私的人�！蔽覀兛梢韵嘈哦×岬脑捠钦嫘脑挘�但是她的心里話卻叫人失望，因為它不過是“反封建”：“從1919 年，我十五歲就開始反封建，現(xiàn)在六十年了，這個任務還沒有完成”，“我們文藝界是吃了大虧的，根子是什么？我尋求著回答。有的同志說是封建。是呀，封建。封建具體表現(xiàn)在什么上呢？……它在文藝界的表現(xiàn)就是宗派主義”。應該承認，如果從政治層面評價丁玲的“反封建”言論，言者還是表現(xiàn)了一定的勇氣的，因為這與當時的正統(tǒng)觀念不很一致—在中國共產黨內部，關于在社會主義革命中要不要“反封建”的問題，一直有著激烈的爭論；持“反封建”意見者雖也有一些“老革命”，且在普通黨員中有相當普遍的支持，但從來沒有占上風。不過，從話語層面看，丁玲的這些言說及其勇氣的意義實在是非常有限的。歷史上經常有這樣的情形：在政治斗爭中對立的雙方，并不一定在話語層面上對立，相反，斗爭的雙方更多是分享同一種話語。不僅是“反封建”云云，仔細查看丁玲被“解放”后的所有言說，其實從來沒有超出過毛澤東的詞語系統(tǒng)，包括這些言說中的修辭技巧和表達方式，也都沒有超出毛澤東所規(guī)定的文風。簡言之，丁玲的“心里話”無論怎樣誠懇和大膽，都是某種毛文體的再生產。這種再生產其實正是主流意識形態(tài)所需要的。

總之，受了二十多年苦難的丁玲，并沒有什么“反抗”。相反，在1983 年開始的“反對精神污染”運動中，“丁玲是極力主張清除‘精神污染’的作家之一，而且是這一派作家的精神領袖。于是，她在摘掉右派帽子之后，輕而易舉地又得到了一頂‘左派’的桂冠”。

丁玲這個現(xiàn)象不那么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