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陳思和
　　記得三十年以前，我剛入復旦中文系讀書的時候，章培恒先生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洪昇年譜》，受到學界高度好評。直至今天，我在百度上搜索書名，還會跳出這樣的評價：“該書不僅首次全面細致地臚列了譜主的家世背景、個人遭際、思想著述、親友關系等，還就洪氏‘家難’、洪昇對清廷的態(tài)度以及演《長生殿》之禍等諸多有爭議的問題提出了一系列獨到見解，將洪昇生平及其劇作研究推進了一大步�！本幹颇曜V，功在三個方面：一是詳細考訂譜主家世背景、個人遭際、思想著述、親友關系等史料；二是對于譜主經(jīng)歷的歷史事件的深入探究；三是對其人其書的整體研究的推進。那時我們接受的教育是，年譜編撰是最花時間最吃功夫，同時也是最具有學術價值的一種治學方法。研究者在學術上的真知灼見被不動聲色地編織在資料的選擇和鋪陳中，而不像那些流行的學術明星，憑著膽子大就可以胡說八道。后來章先生指導研究生研究古代文學，也是先從研究作家著手，而研究作家先要從編撰年譜著手，于是就有了一套題為《新編明人年譜叢刊》的年譜系列，這套書至今仍是我最珍愛的藏書之一。
　　章培恒先生的導師蔣天樞先生，曾在清華研究院國學門受過陳寅恪、梁啟超等名師指點，蔣先生晚年，放下自己的許多著述不做，集中精力整理恩師陳寅恪先生的遺著。一套書干干凈凈地出版了，最后一本是蔣先生編訂的《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用年譜形式，把陳先生一生的著述活動都保存下來，沒有一句花里胡哨的空洞之言。后來繆托陳先生知己的學人名流有的是，卻沒有一個在陳先生受到困厄之苦時候“獨來南海吊殘秋”的。這些流傳在復旦校園里的故事，既告訴我們如何做學問，也告訴我們如何做一個知識分子。
　　倒也不是說，做年譜就是有學問，大談理論就不是真學問。章先生后來也是從史料考辨走出來，偏重學理史識，成為一位被人敬重的文史大家。但是我們從蔣先生到章先生再到章門弟子的傳承中可以看到，編制編年事輯（年譜）成為他們學術訓練的一個基本方法。古代文學研究如此，現(xiàn)代文學研究也是如此。我早年追隨賈植芳先生研究中外文學關系，先生首先就指示我從搜集的大量資料中編撰一份“外來思潮、流派和理論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影響（1900—1927）”的大事年表，羅列西方諸思潮流派在中國傳播影響的編年記錄；這份年表有六萬多字，把這一時期中外文學交流關系的來龍去脈基本上都弄清楚了。后來我寫作《中國新文學整體觀》里使用的材料觀點，基本上得益于這份大事年表。所以我一直堅持這樣的想法，培養(yǎng)研究生治學研究，從作家研究，或者具體問題研究起步，收集資料，編撰年譜或者編年事輯，是最好的訓練方法。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學術觀點，都由此而生；為后來者的研究，也提供了一份繞不過去的研究成果。
　　可惜這種扎實的學術風氣，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后，在高校的研究生培養(yǎng)中漸漸式微，一些似是而非、華而不實的流行理論、外來術語、教條形式都開始泛濫，搞亂了青年學子的求知心路，也破壞了良好求實的學風。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領域尤其嚴重。今林建法先生受聘于常熟理工大學，擔綱校特聘教授與《東吳學術》執(zhí)行主編。林先生從事文學編輯三十余年，對于學界時弊看得清清楚楚，他首倡編撰當代作家年譜，為當代文學研究提供一份作家的詳細年譜，也為學科發(fā)展提供了信史。我贊成他的提倡，這個建議不僅有利于當代文學學科基礎的夯實，也為研究生的學術訓練、學風培養(yǎng)開拓了一條有效的道路。
　　《東吳學術》年譜叢書（甲種：當代著名作家系列）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我希望這套叢書在林建法先生的主持下能夠堅持若干年，不斷開拓選題，為當代文學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
　　2014年4月19日寫于魚焦了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