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得性啟發(fā)法
　　中年男性患心臟病的概率有多大？大學生找到工作的概率是多少？你是否經(jīng)常表現(xiàn)出害羞的行為？特韋爾斯基和卡尼曼（1974）認為，人們在回答這些問題時，通常使用易得性啟發(fā)法：我們會嘗試回憶這些需要我們判斷其發(fā)生頻率的事件的例子，依據(jù)事例容易回憶的程度來判斷事件出現(xiàn)的概率，即依據(jù)它們的易得性。如果我們能夠很容易想起中年男性心臟病發(fā)作、找到工作的大學生及自己害羞行為的例子，那么我們就會判斷這些事件是非常普遍的。
　　總的來說，易得性啟發(fā)法簡便可行，因為相比不常見的結果，普通結果的例子更容易回憶。以政治家為例，人們更容易想到的政治家是男性而非女性，因為男性政治家更普遍。但是當人們?nèi)菀紫氲降睦�子受到那些與事件出現(xiàn)頻率無關的因素影響時，易得性啟發(fā)法就會帶來麻煩。
　　一項簡單的實驗讓這個問題清楚地表現(xiàn)出來。在實驗中要求參與者判斷首字母為R 的單詞多還是第三個字母為R 的單詞多（Tversky & Kahneman，1973）。事實上，第三個字母是R 的單詞遠遠多于首字母是R 的單詞。但是，大多數(shù)參與者的判斷相反，他們錯誤地認為首字母為R 的單詞比第三個字母為R 的單詞多。特韋爾斯基和卡尼曼認為，出現(xiàn)這種錯誤是因為人們更容易想到首字母為R 的單詞，而不是第三個字母為R 的單詞，因此就會在推測它的頻率時依賴這些容易提取的單詞或每種類型單詞的易得性。不幸的是，在這個實驗中，易得的單詞與其真實的頻率無關，所以這種易得性啟發(fā)法導致我們產(chǎn)生了錯誤。
　　忽視可得樣本中的偏差
　　無論是什么原因，當我們考慮的事例樣本出現(xiàn)偏差時，頭腦中這些易得性事例就不能反映事件的真實頻率。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考慮這種偏差，只依靠事件的易得程度來判斷事件的概率，就會出現(xiàn)判斷失誤。你的興趣和境遇可能會使你想到的樣本帶有偏差。一位老年朋友這樣說：“當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時，我看見到處都是嬰兒；而現(xiàn)在我患上了關節(jié)炎，我看見到處都是拄拐杖的人�！边@位朋友很容易想到有孩子的人和拄拐杖的人，因此就會高估這些事件的概率。相反，缺少這些特定興趣的人可能不會去注意有孩子的人和拄拐杖的人，因此，他們就可能低估這些事件的概率。同樣地，跟隨候選人參加競選活動的記者和隨行人員，看到這位候選人在一個接一個的鄉(xiāng)鎮(zhèn)中都受到熱烈歡迎，通常就會高估這位候選人受歡迎的程度。這都是因為易得性啟發(fā)法——這些記者很容易想起候選人受到熱烈支持的場景，而很少想到關于反對者的例子。他們沒有認識到自己頭腦中的樣本已經(jīng)存在偏差了——不喜歡那位候選人的群眾都待在家里。同樣，如果你的一場音樂會、你所做的演講或是舉辦的一場晚會得到的只是贊揚，那么正面信息的易得性就會使你高估你自己在這些事情上的成功率，因為不喜歡你的人通常會保持沉默。
　　如果媒體報道某事件的頻率與事件實際的頻率不匹配，媒體的報道就會使事件的易得性產(chǎn)生偏差。在媒體對不同死亡原因的報道上通常存在這種情況。媒體特別喜歡報道那些暴力的、戲劇性的死亡事件，如兇殺或颶風，較少報道不太容易引起轟動的死亡事件，如疾病。人們就會根據(jù)這些報道來評估事件發(fā)生的頻率。在一項研究中，人們認為死于兇殺案的人比死于胃癌的人多，而事實卻是，死于胃癌的人數(shù)是死于兇殺案人數(shù)的17 倍。人們之所以會產(chǎn)生這樣的誤解是因為人們不太愿意讀晚報上的這類信息（Slovic，F(xiàn)ischhott，& Lichtenstein，1982）。這暗含著令人擔憂的問題，由于易得性信息的影響，人們更關注容易想到的危險，并加以防范。其代價就是，人們會疏于防范那些從心理上來說不太容易想到，但是卻更有可能發(fā)生的一些危險。
　　媒體還會使人們對社會群體的認知產(chǎn)生偏差。例如，如果媒體只報道那些犯罪的黑人，那么對黑人不太了解的個體就會過于高估黑人犯罪的概率。由于認識到這一點，美國的許多報紙都有意識地試圖確保黑人不僅出現(xiàn)在有關犯罪和社會救濟的事件中，還會出現(xiàn)在其他更主流的事件中，如健康、消費者行為或政治。社會心理學家的研究表明，當人們的易得性數(shù)據(jù)樣本產(chǎn)生系統(tǒng)性偏差時，易得性啟發(fā)法的使用就會導致人們對社會事件的歸因和判斷產(chǎn)生可預期的偏差。這就是接下來將討論的問題。
　　顯著性　事件進入到腦海之前，人們必須先注意它。信息的顯著性或突出性決定著人們是否注意它，以及對它的注意程度。如果我們更多地注意高顯著性信息，這些信息將會更容易地被我們捕捉到，也就會對我們的判斷產(chǎn)生更大的影響（Taylor & Fiske，1975，1978）。
　　Taylor 和Fiske（1975）一系列巧妙的實驗支持了這些觀點。在一項研究中，有6 個觀察者從三個不同的角度來觀察兩個人對話：兩個觀察者坐在一個發(fā)言者后面，這樣的安排可以保證他們把注意力集中在對面的一個發(fā)言者身上；另兩個觀察者則坐在相反的位置上，使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在另一個發(fā)言者身上；剩余的兩個觀察者所坐的位置能夠同時觀看兩個發(fā)言者。所有的參與者在同一時間觀察同樣的對話。然而，當詢問參與者每個討論者對談話的影響程度時，他們的答案受到了發(fā)言者（對自己的）顯著性的影響。對看得更清楚的發(fā)言者，參與者評定其影響性越大。很明顯，觀察者所坐的位置，會覺得某個人更加突出，從而認為那個人尤其具有影響力。
　　一個特殊的個體同樣會因為其他理由吸引你的注意。你可能會無意間注意到房間里孤單的婦女，或孤獨的黑人，并因此認為他們在社會互動中扮演著某些重要的角色（Taylor & Fiske，1978）。
　　易得性啟發(fā)法能夠解釋這種顯著性效應：將注意力集中在一個特定個體身上，會導致我們更多地察覺和回憶出此人的貢獻。當試圖評價一些人在交互活動中的影響力時，人們更容易獲得具有顯著貢獻個體的信息，因此就會認為這個人更具影響力。
　　人們傾向于將別人的行為歸因為他們的人格（她為慈善事業(yè)捐款是因為她很慷慨），而把自己的行為歸因于情境（我捐錢是因為工作中的社會壓力；Jones &Nisbett，1972）。這種行為者和觀察者之間的差異，可能是由于人們在解釋自己和他人的行為時，顯著性信息不同所致。當觀察別人的行為時，注意到的是行為的人；但當觀察自己的行為時，看不到自己，故將注意力集中在情境上。由于注意的焦點不同，對別人的行為和對自己的行為歸因時，易得的信息也就不同。對別人進行判斷時，關于別人的信息是易得的，因此會將他的行為歸因為他自身。但對自己進行判斷時，環(huán)境信息是易得的，因此會將自己的行為歸因于情境（Nisbett & Ross，1980）。
　　自我中心偏見　找一對你熟悉的夫婦，與他們單獨交談，分別問他們兩個人承擔家務事的百分數(shù)。答案很有趣，兩個人給出的百分數(shù)總和大于100%。人們認為自己對共同努力的成果所作的貢獻比他實際作的要多，Michael Ross和Fiore Sicoly 將這種傾向性定義為自我中心偏見。Ross 和Sicoly（1979）發(fā)現(xiàn)，夫妻評價他們對家務活所作的貢獻、學生評價自己在班級討論中的貢獻以及籃球隊員評價自己在比賽關鍵時刻的貢獻，都存在自我中心偏見。他們認為，易得性啟發(fā)法在自我中心偏見的產(chǎn)生中起到重要作用：人們在合作中高估自己的貢獻，是因為自己的貢獻對本人來說更易得。妻子會記得自己每一次倒垃圾、洗碗的事，而不會注意到丈夫的貢獻，尤其是當妻子不在場的時候。Ross 和Sicoly 為此找到了一些證據(jù)：相對于同伴的貢獻，人們總會更多地記住自己作出貢獻的例子，而且記得的例子越多，自我中心偏見就會越強。在另外一項研究中，要求參與者注意搭檔的貢獻，這樣可以使他們對同伴分配更多的責任。最終結果卻發(fā)現(xiàn)，人們低估自己同伴的貢獻，并不完全是因為沒有注意對方的貢獻；事實上，我們可能知道同伴作出的貢獻，但我們不能自覺地回憶起它們。下一節(jié)將介紹更多這種影響判斷的暫時可得性（或不可得性）的例子。
　　忽視信息通達時的偏差
　　即使人們所擁有的全部樣本并無偏差，如果我們腦海中暫時想到的只是全部樣本中的一個有偏差的例子，那么易得性啟發(fā)法也能導致我們產(chǎn)生偏差。下面將討論導致我們產(chǎn)生偏差的因素。
　　片面性問題　大多數(shù)人都會在某些場合中害羞，而在另一些場合中開朗。如果被問及，我可能會很容易想到那些我害羞的例子，有時我在社交場合中會感到不適，在一個大型晚宴中保持沉默；我也能想到一些開朗的例子，我有很多朋友，有時還會在陌生人面前做自我介紹。如果只讓我描述這些個性的一個方面，與該方面相關的行為就會變得更加易得，這就會影響我的自我看法。如果關注于害羞，那么就會認為自己比較內(nèi)向；如果關注于開朗，就會認為自己比較外向。
　　Russell Fazio 等人證實了這種效應（Fazio，Effrein，& Falender，1981）。在實驗的第一階段，要求一部分參與者回答一系列片面性的問題，讓他們將注意力集中在他們性格外向的一面，例如，如果你想讓舞會活躍起來，應該怎樣做。要求另一部分參與者關注于其性格內(nèi)向的一面，例如，在嘈雜的晚會上你最討厭什么？結果，那些注意力被引導到性格外向一面的參與者，認為自己更外向，并且相比那些注意力被引導到性格內(nèi)向一面的參與者，他們在行為上也表現(xiàn)得更外向。顯然，通過片面性問題使個體的自我知識產(chǎn)生偏差，這種易得的偏差信息能夠影響人們的自我概念。
　　搜索例子的難易性　電視劇《窺探者》（Cracker）中有這樣一幕：一個女人希望挽救她的婚姻，于是向一位治療專家求助。開始，醫(yī)生叫她想出她丈夫身上所有令她喜歡的地方。任何知道片面性問題所起作用的人，都會認為這是一個不錯的技術：將這個女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她丈夫的積極方面，會讓她更積極地看待丈夫，這是讓他們夫妻和睦的關鍵的第一步。不幸的是，在這個例子中事與愿違。當她意識到自己很難想起丈夫的優(yōu)點時，便立刻沖出醫(yī)生的辦公室，并且馬上向丈夫提出離婚。
　　搜索例子有時容易，有時困難。我們會根據(jù)這種主觀經(jīng)驗做出判斷嗎？易得性啟發(fā)法最初就是這樣描述的，即基于收集例子的易得性做出判斷。但長期以來，能夠證明這種主觀經(jīng)驗作用的證據(jù)仍然不足。一些支持人們依賴易得性啟發(fā)法（做判斷）的研究，很難說明到底是人們對主觀經(jīng)歷回憶的難易程度影響了判斷，還是回憶的內(nèi)容影響了判斷。我們認為首字母為R 的單詞比第三個字母為R 的單詞多，這一判斷是因為我們更容易想起首字母為R 的單詞呢，還是因為我們試圖想起兩種類型的單詞，但我們所想出的單詞列表中包括更多的首字母為R的單詞？
　　Norbert Schwarz 等人設計了一個非常巧妙的方法來分別考察這兩種解釋（Schwarz et al.，1991）。假如要求你想出自己過分自信行為的12 個例子。你會毫不費力地回憶起前七八個。但是之后再多回憶一件，難度都會變得更大。你發(fā)現(xiàn)很難想起自己更多過分自信的例子，因此你可能會認為自己并不過分自信。如果真是這樣的話，與要求想出6 個過分自信例子的人相比，要求想出12 個過分自信性例子的人會認為自己沒有那么過分自信，因為想出12 個過分自信事例的確很困難，盡管要求說出12 個例子的參與者比要求說出6 個例子的參與者想出的例子更多。如果與想出更少例子的參與者相比，想出很多例子的參與者仍然認為自己并非過分自信，只能說明他們的判斷不僅依賴于所搜集事例的純粹數(shù)量，還依賴于搜集這些例子的難易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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