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書主要對魯迅（1881—1936）前半生的文學活動（1927年左右前）以及革命文學論爭時期（1928—1929）進行考察。

一 魯迅的“暗”

我青年時期閱讀魯迅的書籍，在其無可救藥的“暗”里深感無限的可怕、懷疑以及吸引力。這是我在以往喜歡閱讀的西方文學中未曾感受過的黑暗。

魯迅的暗發(fā)自何處、緣何而生，這是我在本書中獨自探索的一個課題。魯迅在其留學時期的文學活動早期（1903—1909）的文章中倡導為了中國的變革（包含推翻異族王朝清朝），中國人作為人必須自立（“立人”）。魯迅還贊頌具有領袖優(yōu)秀個性的拜倫那樣的精神戰(zhàn)士，期待中國也出現(xiàn)這樣的人（包含自己在內）。精神界戰(zhàn)士的大聲疾呼，中國人（中華民族）覺醒過來，在他的領導下開始變革�？梢哉f這是基于個性主義推動社會變革。以我之推測，魯迅黑暗的產生，其因蓋出于早期文學活動的失敗以及后來辛亥革命（1911）的受挫。他由此產生對中國變革的絕望以及對改革者本身軟弱無力的失望。

然而，中國的變革是魯迅從青年時代就開始產生的強烈的根本性的渴求。無論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受挫過程以及此后到1918年這一段時期，乃至后來，即使是浸透著黑暗的希望，或者是與黑暗糾纏對抗的希望，魯迅都無法忘卻中國的變革。當時，他對阻礙中國變革的考察歸結為中國人國民性的劣根性。1918年以后，魯迅在《新青年》雜志上恢復文學活動的時候，其作品給人留下“明”與“暗”這兩種印象。

二 魯迅的復仇觀

早期文學活動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復仇是基于民族性層面上的復仇觀。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中華民國的理想未能實現(xiàn)。我認為魯迅在辛亥革命受挫后所產生的復仇觀是一種改革者的復仇觀，其矛頭指向整個舊社會。另外，我把魯迅在20年代中期所產生的另一種復仇觀視為被出賣的獻身者的復仇觀，其復仇的情緒指向叛變的獻身的對象（周作人夫婦、文字青年們）。我把魯迅的復仇觀分為以上三種類型。

我為了對魯迅的文學思想及其發(fā)展進行歷史性的論證，關注他的翻譯活動。換言之，我試圖從舊中國的歷史和社會中，從魯迅的人生軌跡中，總體把握其變化發(fā)展的過程。為此，其中一個方法就是通過對他的翻譯作品的分析接近魯迅。我不是要進行比較文學研究，而是想通過對魯迅翻譯作品的考察接近他當時的心理和思想，闡明魯迅是出于何種考慮、何種目的來翻譯這些作品的。深入探討其中的一部小說《工人綏惠略夫》（阿爾志跋綏夫著，1920年譯完）的翻譯意圖及其結果。魯迅通過對這部小說故事的接納，可以將自己具有的作為受挫改革者對整個舊社會的復仇心（綏惠略夫那樣的憤激心情、“陰暗”）定位于辛亥革命的過程中予以認識。而且魯迅認識到空唱漂亮的理想（此處指的是高唱人道主義）實際上表示對現(xiàn)實的束手無策。我認為，魯迅通過這部小說的翻譯明白通過啟蒙活動覺醒的青年們一定更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痛苦。

三 人道主義和無治的個人主義

我還對魯迅在1925年的《兩地書?二四》（1925年5月30日）自我思想總結的“人道主義與個人主義的消長起伏”這句話的含義進行思考，力圖以此為切入點解析魯迅的思想構造。

80年代初，《兩地書》的原信版《魯迅景宋通信集——〈兩地書〉的原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出版，我得以知道魯迅原先的書簡中寫的是“‘人道主義’與‘個人的無治主義’的消長起伏”。我原先一直推測《兩地書》中的“個人主義”是厭世的個人主義。為了更加準確地解釋這個問題，準確了解原本的“個人的無治主義”（“無治的個人主義”）的內容成為我的一個重要課題。在友人江坂哲也（德國文學研究者）的幫助下，我得到安德烈?比拉爾特的《〈革命的故事〉序》，又請他譯成日文（見第五章附錄）。我從該文判斷阿爾志跋綏夫的“無治的個人主義”存在兩面性（綏惠略夫式的無政府厭世個性主義和賽寧式的虛無享樂個性主義）。我認為，“無治的個人主義”在魯迅身上也同樣表現(xiàn)為兩面性。例如在《傷逝》（1925年）中，可以窺見以對朱安夫人的同情和訣別的形式將賽寧式的心理投影在涓生形象上。

魯迅內心的這兩面是如何超克、變化，這是研究20年代的魯迅十分重要的課題。

我在《孤獨者》（1925年）的解釋中涉及從受挫折的改革者所具有的復仇觀（綏惠略夫式的憤激心理）中產生的自新的感情凈化。

1924年左右開始，魯迅名副其實地以自我犧牲的獻身精神培養(yǎng)文字青年。他表現(xiàn)出一種曲折的個性主義，認為自己雖然不是具有優(yōu)秀個性的領袖，但相信可以通過優(yōu)秀的個性推動思想改革和社會改革。這容易將魯迅導致自虐的傾向。1926年年底，他對一直以獻身精神培養(yǎng)的、最終卻背叛自己的文字青年深感憤怒。然而，正是這個對文字青年的憤怒導致對魯迅的重新評價。我認為，這導致魯迅視自己為進化論中的“中間物”、如橋梁的一木一石般的正當?shù)淖晕铱隙ǎㄒ舶�含著自我否定），使魯迅正當�(shù)乜隙ā⒆非笞约旱纳�存權和幸福成為可能�?/p>

這兩種復仇觀在20年代是在什么樣的社會環(huán)境中、什么樣的條件下得以超克的呢？使這個超克過程成為可能的各種社會條件（他通過三一八慘案認識到中國變革當前的最大課題并非國民的劣根性，而是軍閥的統(tǒng)治權力等）、個人條件（作為中間物的自我肯定〈也包含自我否定〉、對民眾的辯護）也是他在1928年以后真正接受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條件。

四 基于自我的文學主張、以及宣傳與文學的關系

關于魯迅的文學理論的形成，我談到他在1924—1925年翻譯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北京新潮社，1924年12月）、《出了象牙之塔》（未名社，1925年12月，1925年2月1 8日譯完）以及在1925年接觸《蘇俄的文藝論戰(zhàn)》（任國楨譯，北京北新書局，1925年8月）等具有什么樣的意義。

魯迅與廚川白村產生共鳴的基礎有一個共同點，即認為文學雖然是自立的（不屈服于封建社會的、發(fā)自內心要求的自然的心靈的流露），卻又是為人生的文學。所以，魯迅和廚川白村事先排斥以宣傳為目的的文學，將文學與宣傳視為二律背反的關系。

另外，廚川白村的人生觀認為人的內心原本就是神性與獸性并存，這種人生觀自然使魯迅將自己具有陰暗心理視為人。另外，根據(jù)廚川白村對英國詩人勃朗寧的介紹，學習到正因為黑暗，戰(zhàn)斗才有意義這樣明朗樂觀的態(tài)度。這給予1924年的魯迅從1923年的沉默中走出來、重新出發(fā)的元氣，成為他再次開始文學活動、進行社會性發(fā)言的動力。

《蘇俄的文藝論戰(zhàn)》對魯迅來說是一種性質迥異的文學觀，即揭示出在共產黨文藝政策下的文藝形態(tài)。當時還能接觸到普列漢諾夫的關于文藝理論的文章，深刻地闡析新舊文學的繼承問題。

五 接受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

從1925年至1927年，中國再次處在社會、政治的大變革時期。國民革命發(fā)生以后，許多知識分子都以某種形式參加革命。

魯迅在《壁下譯叢》（上海北新書店，1929年4月）的前半部分（主要是1925—1926年間的譯文）介紹白樺派的武者小路實篤、有島武郎等的文學評論，后半部分（主要是1927—1928年的譯文）收入日本無產階級文學評論的開拓者片上伸、青野季吉，以及高爾基等的論文。有島武郎主張基于“自我”（個性、內心要求）、表現(xiàn)“自我”（社會據(jù)為己有）的文學，并在自我實情的基礎上，主體性地接近社會主義。有島武郎自我定位是資產階級文學者，訴諸的對象是第四階級（工人階級）之外的人。對于1926年那個時期的有島武郎的思想，魯迅也會深有同感。然而，有島武郎始終否定階級過渡，而魯迅后來認識到知識分子在知識分子與大眾之間進行合作和團結的課題中所產生的作用，并予以接受，承認知識分子階級過渡的可能性。

通過對片上伸、青野季吉等文論的翻譯，魯迅在始于1928年的革命文學爭論中得以對革命文學派開展內在性的反批判。

雖說是無產階級文學，但基于自我（個性、內心要求）的文學這一點沒有變化。只是這個“自我”并非在社會中止于孤立的自我?心境，而是認識到社會視角和社會關聯(lián)，基于社會關系總和的自我。因此，在文學具有作家自我的基礎這一點上，舊文學與新的無產階級文學找到了繼承的接點。

文學有其自己的發(fā)展史，所以，社會、政治狀態(tài)發(fā)生變化以后，文學不會立即隨之也發(fā)生變化。正因為存在文學本身的內在發(fā)展，存在內在的必然性，文學才發(fā)生變化。

另外，在文學與宣傳的問題上，魯迅把文學視為社會現(xiàn)象，從而開拓出文學與宣傳的二律背反的一條狹路。即便是心境小說，一旦公諸社會，就成為一種社會現(xiàn)象。這種社會現(xiàn)象與社會密切相關，不能不具有利害關系，不能不在廣義上產生某種宣傳作用，因此，為宣傳的文學也成為可能。

同時中國的文學與讀者的問題也引人關注。

魯迅通過翻譯、學習片上伸、青野季吉等文論，使他對革命文學派進行內在性批判的論點得以成立。

魯迅通過1928年左右開始的革命文學論爭真正接受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我認為，魯迅在1928年以前的20年代文學活動中，就已經(jīng)具有接受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基礎，他在革命文學論爭中，立足于這個基礎發(fā)展自己的文學理論。

革命文學論爭之后，魯迅在20世紀30年代如何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創(chuàng)造性地運用于當時的中國社會?文學狀況，是我今后思考、探索的課題之一。

本書對上述各個問題的闡述，自然無論哪一個都只是提出問題而已。如果其中的某一個論點對其他研究者做出更加優(yōu)秀的研究成果會起到或者已經(jīng)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我作為研究者則感到無比的殊榮。

2005年4月

中井政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