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儒家的理想社會，康有為以此名書，自然引起人們的注意。
　　《大同書》是1913年開始在《不忍》雜志刊出，1919年由上海長興書局將《不忍》所載匯集出書的，但它只有甲、乙兩部。
　　《大同書》全書，直到康有為逝世后，才由其晚年弟子錢定安校訂，由中華書局于1935年4月發(fā)行。新中國成立后，章錫琛、周振甫參照各本，“又從著者家族那里借到一種鈔本”加以校點，于1956年8月由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它的每次刊發(fā)，總有一些不同。
　　由于康有為在《大同書》卷首說：“吾年二十七，當(dāng)光緒甲申（1884年），法兵震羊城，吾避兵居西樵山北銀塘鄉(xiāng)之七檜園澹如樓，感國難，哀民生，著《大同書》”見《大同書》，中華書局1939年本卷首。，《大同書》甲部《入世界觀眾苦》也有類似的話語，從而有人認(rèn)為《大同書》是康有為早期的作品，并對它作了不適當(dāng)?shù)脑u價。
　　但是，仔細(xì)尋繹，卻有罅漏：《康南海自編年譜》只說是年“悟大小齊同之理”，沒有說撰寫《大同書》，而《大同書》中又有不少1884年以后的記載和政變后游歷歐美的記錄；他的“大同三世”說，源于《公羊》，而他的信奉今文，又是在1888年第一次上書不達(dá)以后，怎會在此以前就寫了《大同書》？《大同書》中，以太平世（“大同”）的社會組織形式是全世界設(shè)立一個統(tǒng)一的整體，特別提到1899年5月18日在荷蘭海牙召開的會議，書中還有“是事也，起于己亥、終于庚子”的詞句，己亥是1899年，庚子是1900年，不可能在此以前已經(jīng)撰有《大同書》。經(jīng)反復(fù)考慮，我認(rèn)為，梁啟超所說“辛丑、壬寅間，避居印度，乃著為成書”梁啟超手寫《《大同書》題辭》下注，見《南海先生詩集》手寫本，日本和裝本。，是可信的，從而在1957年至1959年，連續(xù)在《文史哲》《歷史研究》發(fā)表文章，對《大同書》的成書年代及其評價，提出自己的看法。見拙撰：《關(guān)于康有為的《大同書》》，《文史哲》1957年第1期；《再論康有為的《大同書》》，《歷史研究》1959年8月號；《論康有為《大同書》的思想實質(zhì)》，《歷史研究》1959年11月號�！八娜藥汀狈鬯楹螅�我在上海博物館看到康氏家屬捐贈的《大同書》手稿，更為《大同書》不可能撰于1884年提供了依據(jù)。見拙撰：《《大同書》手稿及其成書年代》，《文物》1980年7月號。
　　康有為鑒于國勢日蹙，憂國哀民，較早從事“人類公理”“實理公法”的探索。但《人類公理》不等于就是《大同書》，他早期的“大同思想”也不等于已經(jīng)撰有《大同書》。1884年到1901年、1902年，時隔十七八年，這期間，中國的社會發(fā)生了很大變化，康有為的思想也發(fā)生了很大變化，我們在探討《大同書》的同時，就不能不注視它的寫作時代。因為一個人的撰著，特別是政治家、思想家的撰著，總是時代的產(chǎn)物，總是他在該時期對當(dāng)時政治、社會、經(jīng)濟(jì)、文化的反映，因此，正確剖析他的思想內(nèi)涵，就要弄清他寫作和發(fā)表的時代背景。
　　我就是本著這樣的認(rèn)識從事《大同書》的研究的，對它各時期寫作、發(fā)表、結(jié)集的社會背景和康有為的思想演變，也作了綜合研究。與此同時，對一些缺乏依據(jù)的臆測，如以“大同三世”說不是源于《公羊》而是源于《天演論》，以及犬養(yǎng)毅看到《大同書》手稿是在康有為第一次流亡日本時等作了考辨。歲月易逝，因還有其他任務(wù)，未能對康有為的大同思想和《大同書》綜合討論、全面求索。退休后，遷居市郊，遂得閉戶潛研，重新檢閱《大同書》手稿和各種版本，并結(jié)合康有為這時思想和其他著作，作一概括的考察。
　　2003年9月，《康有為的大同思想與《大同書》》初稿完成，兩年后，世紀(jì)出版集團(tuán)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大同書》，我寫了提要和《大同書》導(dǎo)讀。提要說：“《大同書》汲取了孔子的大同說和耶教、佛教‘平等’等教義，也接受達(dá)爾文進(jìn)化論、柏拉圖烏托邦思想以及傅立葉、歐文等空想社會主義的影響。康有為游歷各國，博覽群籍，寫成此書，立意高遠(yuǎn)，文辭豐贍，不愧為中國哲學(xué)史、中國思想史的名著�！薄秾�(dǎo)讀》附于后，供讀者參閱。
　　湯志鈞
　　2003年3月29日初稿，2016年10月12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