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區(qū)前期詩歌研究（1936-1942）》：

　　對文藝社會功能的過分強調，不自覺地培養(yǎng)了延安作家的“革命”意識。所以，所謂“自由”，不是討論與創(chuàng)作的無限制、無禁區(qū)，而是在文藝服務于“抗戰(zhàn)建國”的根本原則之下的自由討論與創(chuàng)作。因此，《講話》之前延安的文學理論爭論很多，而有深度、有建設性價值的理論成果則不多。

　　文藝家的各種不同的學術理念和不同的創(chuàng)作風格，都有其共同的出發(fā)點：即文藝如何更好地為“抗戰(zhàn)建國”的總目標服務。所以，延安文學的豐富與復雜，也是在這一個共同前提和根本原則之下的豐富和復雜。文學上“民族形式”的討論即是在此前提下進行的，其對民族性的訴求和對未來新中國新文學的建構意識就是不言而喻的。

　　可以說，“民族形式”問題包含了兩個相關性的話題：文學的民族性與世界性關系；文學的現實功利性與藝術性關系。

　　在延安對“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中，蕭三等人因為重視文學抗戰(zhàn)宣傳的“當下效應”而把目光更多地轉向了民間文化與舊形式，而何其芳等人因為更富有面向新中國文學未來的心態(tài)，而屬意于以五四文學為基礎的新文學，并試圖建構一種兼有民族性與現代形態(tài)的文學形式。

　　延安時期的作家心懷未來新中國的烏托邦理想，在新文化的建構上顯示了極大的創(chuàng)造性意識，但其所參照的理論資深卻排除了西方現代派藝術的一脈，而專心于在中國民間文化和五四新文化的武庫中尋求其理論生長點。

　　這一種向“后”向“下”而不是向“前”向“上”的參照意識，與抗戰(zhàn)的現實環(huán)境有著極大的關系：西方先進國家給這個民族帶來的是一連串的羞辱和侵略，取法于西方的五四新文學無法為大多數的中國人所欣賞；抗戰(zhàn)的宣傳需要文藝進行社會動員工作，要求文藝成為大多數民眾的精神食糧。所以，民族自強的意志與大眾的欣賞水平，限制了新文化建構中對參照資源的選取。在如何建立新詩的“民族形式”問題上，基本上就是圍繞著對這兩個資源的不同認識而展開的。這兩個資源恰好代表了“民族形式”論爭中兩個最重要的方面：即“民族性”與“現代性”——民間文化與舊形式顯示了中國傳統民族文化的根基，五四新文化顯示了文學的現代性方向。

　　而就抗戰(zhàn)時期延安具體的政治而言，“民族形式”的討論也是具體語境中的產物。中國共產黨緊緊地抓住了“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這一砝碼，也是出于抗戰(zhàn)大局的需要。聯合蔣介石共同進行抗日救國的大業(yè)，是全國的民意所在和人心所趨。

　　1938年10月，日本先后占領武漢和廣州以后，抗日戰(zhàn)爭進入相持階段，日本速戰(zhàn)速決的侵華戰(zhàn)略政策宣布破產。國內資源的有限和戰(zhàn)線過長等原因，促使日本政府想迅速結束戰(zhàn)爭。所以，在侵略政策上也有所調整：他們改變了以往單純的軍事進攻原則，改為以政治誘降為主，輔之以軍事進攻。蔣介石也因此在抗日這件事上處于動搖狀態(tài)：“即動搖于親英反共降日與親蘇聯共抗日之間�！�

　　從1939年初開始，蔣介石發(fā)起了抗戰(zhàn)以后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圍攻八路軍和進攻我敵后根據地的方式撕毀了對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的政策。日本為了加強蔣介石降日的決心，不僅大力掃蕩八路軍，同時大舉進攻陜北地區(qū)。②日本與蔣介石的和談條件中有一條就是消滅共產黨。這些情況，促使共產黨更加努力于抗日動員工作。影響到文學創(chuàng)作和批評領域，就是民族意識的空前高漲，因此，1939-1941年延安的“民族形式”討論與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恰好形成了某種同構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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