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酬遞增的源泉/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叢書》：

　　這一問題受到各種混淆和缺乏有力證據(jù)的困擾。一部分混淆來自自然資源的相對重要性存在差異。正如已經指出過的，窮國的自然資源相對于所有資源來說，通常比富國更為重要。然而，大部分混淆來自無法區(qū)別兩種可再生資本的回報率，其中一種是在現(xiàn)有形式上追加的可再生資本，另一種是新的更好形式的可再生資本。

　　首要的事實在于，這兩種形式的可再生資本，其技術特性有所不同，更進一步的事實在于，經濟屬性也不同，因為現(xiàn)有形式追加資源的邊際回報率相對低于新形式資源的回報率。一旦對這兩種形式可再生資本加以區(qū)分，關鍵問題便是新形式的資本是否具有獨特性，以至它們的技術特性使之不可能在初級產品生產中使用。

　　我一點都不懷疑這些新的更好形式的可再生資本并不受工業(yè)部門的限制。它們之中的許多資本也可被應用到農業(yè)以及其他嚴重依賴自然資源的行業(yè)中。如果要做的選擇只是下列之一，如多增加一口灌溉水井、一條溝渠、一頭耕牛或者少數(shù)更為原始的工具以及在窮國使用的各種簡單設備，想從資本存量的這種追加中獲得相對高的回報率，實在是希望不大。但是，不管是農業(yè)還是工業(yè)，需要做的并不是這種選擇。對于工業(yè)和農業(yè)，能夠做以及可以帶來更高回報前景的選擇，就是使用新的更好形式的可再生資本。

　　經濟思想史上一個長期信奉的教條就是，窮國新增資本的回報率相對要高一些。按照這一教條，回報之所以高是因為窮國伴隨勞動與土地而使用的可再生資本供給量相對較少。窮國資本收益相對更高的這一觀點得到下述現(xiàn)象的支持，即歷史上出現(xiàn)了從特定西方國家向許多窮國的大量資本流動。人們認為，這種大規(guī)模的資本轉移，是對一些相對富裕國家低回報率和存在能夠接受這些資本的生產可能性的窮國高回報率之間差距的反應。這種評價并沒有明確地意識到這一事實，即這些資本轉移大部分并沒有使得現(xiàn)有形式的可再生資本加倍；相反，這種轉移的結果是導致窮國引入新形式的可再生資本。

　　人們普遍認為，作為經濟增長的結果，自然資源生產性服務的供給價格必定會相對于可再生要素的服務價格上升。我們已經被教導，當可再生資本存量伴隨人口和產出增長而增加時，這一結果不可避免。更低的運輸成本和生產工藝的改進，可以暫時阻止自然資源生產性服務供給價格的上升，這是人們希望看到的最好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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