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蘭·巴迪歐或許是依然健在的世界上最重要的哲學家。當代哲學家中幾乎沒有人像他那樣可以展現(xiàn)其論證和關(guān)涉的力度，或者像他那樣鏗鏘有力地批判性地介入到當代分析哲學和大陸哲學的爭論之中。近幾年來，巴迪歐對于當代哲學、精神分析、本體論、科學史和科學哲學、電影研究、藝術(shù)史、戲劇研究、政治哲學，甚至地理學的影響都在與日俱增。如今，巴迪歐的作品業(yè)已成為那些已經(jīng)聲名鵲起的雅克·朗西埃、吉奧喬·阿甘本、斯拉沃熱·齊澤克等人所不斷援引的對象，而對他的著作的引述出現(xiàn)在大量的學術(shù)和非學術(shù)的文本中。因此，巴迪歐的著作已經(jīng)遭到了那些學院派學究們的十分細致的審查，這些學究們的任務首先是批評其著作而不是去看其著作的可讀性，他們反對的天賦讓他們將這些作品看成是政治和哲學的混合、數(shù)學和權(quán)威的混合、歷史和辯證法的混合、真理和知識的混合——無論這些混合是真知灼見還是“巧舌善辯”。如果本書的目的在于盡可能地澄清并還原巴迪歐著作的原貌，那么，我們會不可避免地立即對巴迪歐的著作作出一些說明，進行一些延伸，并將其納入到學院體制的話語之中。

　　巴迪歐的作品誕生于我們所謂的“后-后結(jié)構(gòu)時代”之中。也就是說，他的文本依循著讓-保羅·薩特、雅克·拉康、路易·阿爾都塞、米歇爾·�？�、雅克·德里達、吉爾·德勒茲、讓-弗朗索瓦·利奧塔以及法語語境中的其他思想家的腳步；但他同樣要去面對的還有當代英語分析哲學語境中占主流的那些因素，包括路德維�！ぞS特根斯坦、W.V.蒯因、理查德·羅蒂、唐納德·戴維森等人的作品。在所謂的“大陸”語境中，巴迪歐展開了海德格爾所謂的“關(guān)于存在的追問”；在“分析”語境中，他質(zhì)疑了硬科學（hard science）的問題，即質(zhì)疑了硬科學建立在數(shù)學和邏輯之上的根基。這些思考讓他可以在一個更為廣闊的研究中來處置諸多偏見和所有這些偏見的疑難——最獨特的是關(guān)于“主體”的問題，與此同時，他革新了經(jīng)典的哲學方法，即一種被稱為“柏拉圖式”的方法，不過他是從當代法國哲學所忽略的數(shù)學傳統(tǒng)（如阿爾貝·勞特曼、讓·卡瓦耶斯的傳統(tǒng)）中來進行方法上的革新的。

　　為了對應于巴迪歐宏偉藍圖的獨特性，并以某種方式與其哲學研究恰當?shù)乇３忠恢�，本書會這樣來展開：首先，勾畫出巴迪歐的哲學語境；其次，闡釋和拓展他的關(guān)鍵概念和長期使用的那些概念；再次，悉心對待他同當下和過去的一些對手進行爭論的關(guān)系；最后，考察隨著巴迪歐獨一無二的介入而帶來的引領(lǐng)哲學的方式。正是由于巴迪歐以相當復雜的方式將新古典主義與徹底的新加以熔合，本書像現(xiàn)在這樣的分章節(jié)，是為了讓他的關(guān)鍵概念——“真理”、“存在”、“本體論”、“主體”——同時在這些概念的傳統(tǒng)意義上，以及巴迪歐對這些概念的拓展上被把握，這對于本書的作者們自身而言帶來了不小的挑戰(zhàn)，這些作者們，正如下文要提到，正是獨一無二地從事這項工作的人。那么，作為本書的主編，我們試圖按照巴迪歐自己的用詞，以及根據(jù)這些用詞所展現(xiàn)出來的問題來表達巴迪歐。

　　在維也納的一次會談中（這次會談的擴展版成為了一本叫作《論爭集》的冊子），阿蘭·巴迪歐將哲學語境界定為某種展現(xiàn)了“不可能的關(guān)系”，展現(xiàn)了“一種在本質(zhì)上毫不相關(guān)的詞匯的相遇”的東西。那么，哲學是按照三個任務組織起來的：

　　1.“說明思想的根本選擇”——一種“歸根到底介于有利害關(guān)系和無利害關(guān)系之間”的選擇。

　　2.“說明思想同權(quán)力的距離，以及國家同真理的距離”。

　　3.“說明例外、事件、斷裂的價值”�！按送�，這樣做是為了反對”那些墨守成規(guī)的東西。

　　在這里的描述中，即要創(chuàng)造出在“一種選擇、一個距離，以及一個例外”之間的聯(lián)系，這就是最杰出的哲學程式，并附帶著說明這就是作為“在生活中具有價值，有著不同于學院派學科之重要性”（P 8）的哲學。對于一個認為自己的任務在于系統(tǒng)地闡明“柏拉圖的姿態(tài)”或者“關(guān)于多的柏拉圖主義”的哲學家來說，巴迪歐極富爭議地將哲學同學院派對立起來，并讓我們回到柏拉圖自己的基本操作，這種做法是恰如其分的。然而，這里存在著一種扭曲。說明一下這個扭曲是值得的，因為對于巴迪歐深深地介入其中的當代哲學語境來說，這個扭曲絕對不是一個無關(guān)緊要的問題。這個扭曲涉及哲學與為其自身的傳播所需而設(shè)立的體制之間令人憂慮的關(guān)系。

　　隨著蘇格拉底的逝去，為了在最嚴格意義上忠實于他的老師的一生，柏拉圖概括出一個“公理式的問題”：“我們該如何生活？”這個悖論式的決定貫穿著整個柏拉圖思想體系。在柏拉圖的時代，思想傳播的場所是神話中的英雄俄卡德謨斯（Hecademus）的果園。在雅典城垣外的一個公園，成為了柏拉圖的“幾何學家”（geometers）的聚會場所——更準確地說，對所有那些人而言，“不公平分享的學說”（參見Gorgias 508a）是既明顯又毫無根據(jù)的，因而是他們厭惡的。學園里的學者聚集的目的在于不斷地去評述他們的學說，從而打破他們學說的前提，最終在一個開啟的新的距離上重新建立思想。在學園學者的實踐，與產(chǎn)生了柏拉圖體系的思想之間，形成了一個傳播和銘寫、思想和實踐的內(nèi)在的辯證循環(huán)，它起因于蘇格拉底這個例外。

　　柏拉圖的“學園”——盡管遭到廣泛的誤讀，這個詞并不是直接字面意義上的學�！�—將巴迪歐前面概括的哲學路徑結(jié)合在一起。對于這種結(jié)合的獨特關(guān)懷正是：“我們該如何生活？”在《斐多篇》中，在他受刑的那一天，蘇格拉底對他為數(shù)不多的幾個弟子說道——哲學地生活，就是以即將來臨的世界為根基，在此時此地生活。也就是說，哲學地生活就是去創(chuàng)造這種大寫理念（Idea），它的可理解性是思考透徹的、顯明的。蘇格拉底告訴他的學生要用這些大寫理念來生活，以之來決定其生存，去建構(gòu)一個當下。在《理想國》中，柏拉圖將《斐多篇》里所闡述的原則加以普遍化，即“主觀化”。與大寫理念相一致，要“哲學地”生活，這必定是一個針對所有人的問題。那么，在柏拉圖的體系中，作為加入生活中的某物的哲學，與作為一種學園學科的哲學之間并沒有根本矛盾。學園，是自由的，向所有人敞開，它僅僅是讓思想得以發(fā)生的場所。德布拉·奈爾斯（Debra Nails，1995:214-215）提出，柏拉圖的對話事實上全部或者部分被當作是學園的教材，以及學園的“廣告”材料。她重述了一個由亞里士多德講過的故事，一個農(nóng)夫看過了《高爾吉亞篇》，放棄了他的生計，來到雅典城并加入了學園。奈爾斯繼續(xù)說道，關(guān)鍵在于，無論柏拉圖是否使用這些方式，這些對話都會向那些潛在的學生展現(xiàn)出對話中所記錄的論辯的軌跡，這些論辯完全用于追求真理，這也是學園夢寐以求的東西。這一思想所思之物的名稱，按照巴迪歐的說法，就是正義（justice），若無正義，自由不過是一種審美上空洞之聲（flatus vocis）。

　　那么，究竟在什么地方（一個錯誤的分界點），讓哲學和作為聚會場所的學園彼此針鋒相對？按照巴迪歐的說法，現(xiàn)代學院體制是如何或為何弄混了有利害關(guān)系與無利害關(guān)系、真理與權(quán)力的區(qū)分，又是如何或為何否認和剝奪了例外的存在，其采用的方式幾乎與虔誠的古希臘人禁絕了關(guān)于死亡的痛楚的非理性或者不可表達的存在一樣？于是，現(xiàn)代學院派是如何占有學園之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