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經濟課》：

　　2011年10月中文版的《哈佛商業(yè)評論》刊出一篇文章《關于跳槽的四個謬論》，作者是西班牙企業(yè)學院的管理學教授莫妮卡·哈默利。莫妮卡是一位長期關注世界大企業(yè)機構薪酬和人力資源管理的學者，在這篇文章里她指出：“換個東家就能更快地升至高層職位嗎？根據我的研究。答案是否定的。事實上，我在研究中發(fā)現了關于經理人職業(yè)發(fā)展的四大謬論，‘跳槽族更容易高升’便是其中之一�！倍�且她還進一步指出，在職場當中“大魚不去小池塘”也是經不起實際檢驗的說法之一，非但“大魚可能進小池塘”，而且離開知名公司（這里“知名公司”是指被《財富》雜志評為“最受推崇的企業(yè)”或上了類似排行榜的企業(yè)）的經理人中，64％會去那些不在榜單上的公司。

　　“跳槽”，對于身處企業(yè)職位激烈競爭的年輕人，當然不是什么稀奇事情。抱怨職場天花板，腳底板抹油，炒老板的魷魚還是某些人的談資之一。反過來，人們都很羨慕像教授、公務員、社會工作者這些相對穩(wěn)定的職業(yè)身份。

　　有些人直言不諱地聲稱：跳槽只是競爭性企業(yè)才有的。言外之意，跳槽事件應該很少會發(fā)生在相對穩(wěn)定的職業(yè)身份上，特別是教授，加上某種神圣的文化光環(huán)，教授跳槽，幾乎是不可思議的事情，象牙塔尖的神靈們怎么會做俗人的事情呢？真實的一面是，象牙塔尖相對穩(wěn)定的一批神靈們，哪怕是身處世界學術最高殿堂的哈佛教授，跳槽實際也是家常便飯。就跳槽的頻率和總數來說，教授們作為跳槽族更加活躍，甚至名氣越大，學校越好，跳槽的功夫也越高。而且他們和俗人一樣，面臨著種種跳槽的壓力和競爭，甚至在工資和報酬的問題上，煩惱多過普通人。

　　現在哈佛大學的經濟系班底，還是前任校長薩默斯的底子。據說，薩默斯最突出的貢獻是在“執(zhí)政”的幾年里，從本校的老師中提了兩個人做了榮譽教授。榮譽教授是最高的學銜，屬于可以“拿錢不做事”的鐵飯碗。哈佛這樣的頂級大學，吃這種鐵桿糧食的人，也屈指可數。其他的教授，比如終身教授、講習教授、副教授之類的人都得自食其力，拿項目，爭地位，還要不斷和三個問題糾纏。這三個問題，其實和普通人的職場問題沒有本質的區(qū)別：第一，接下來假如高升一步，變成榮譽教授，跟所有的競爭者說再見，憑資格吃飯，如果不能，那么是不是考慮到一個小點的地方找飯吃；第二，如果不能成為榮譽教授，那么馬上可能有經費縮減難題，講習教授和研究型的教授，如果沒有了項目費，申請不到課題，沒客戶支持，第二年就沒法繼續(xù)，連工資都發(fā)不出來，只能另謀高就或者下海；第三，勉強保住現有地位，怎么頂住外來的和尚們競爭。薩默斯以前的老傳統證明，榮譽教授的校內升遷率異常地低，靠苦挨是不會有出路的�？纯垂�佛經濟系現任教授們的履歷，雖然哈佛畢業(yè)的不少，可是有對面的麻省理工學院經歷的更多。麻省理工的經濟學如今可是美國的頭號招牌，任何一位哈佛經濟系教授對于潛在的競爭者都不敢掉以輕心。

　　在哈佛的榮譽教授里，阿羅肯定算得上佼佼者。

　　不過一般人不知道，他也是斯坦福大學的榮譽教授，在20世紀70年代斯坦福崛起的時候，哈佛起初沒有讓他做榮譽教授，結果阿羅跳槽到了財大氣粗的斯坦福大學。很快哈佛校方后悔了，斯坦福商學院這個對手的崛起，讓沃頓商學院十分頭疼，為了挽回損失，哈佛又開出高價，將阿羅請回哈佛。這件事可算得上大教授們跳槽的一個經典案例。薩繆爾森得諾貝爾獎比阿羅還早，卻沒能留在哈佛，原因是哈佛當時并不打算給他終身教授一職，一來二去，薩繆爾森只得在哈佛對面的麻省理工安營扎寨了。有些根本沒有機會角逐哈佛的人，則只好遠走他鄉(xiāng)，跑到一些更加偏遠的學校甚至第三世界國家的大學任教。中國經濟學界的周恒甫教授自嘲是“三五流經濟學家’’的說法，很大程度上也是與當年的任教情況有關。

　　其實，即使在哈佛經濟學者們自己的認識里，這也不是什么難堪的事情。經濟學的基礎是理性，理性人都是自私的，教授也是人，自然不能免俗。有些教授認為，學術能力和工資待遇是存在某種等價關系的。學術本身無價，但做學術還是有價格的，同樣存在一個學術界市場，開價高的雇傭方，往往也就能吸引最優(yōu)秀的人才；反過來，學術能力強的也會開出高的要價，證明自己的學術能力。

　　自從芝加哥學派的斯蒂格勒的《知識分子與市場》一書出版，這就是一種學術界的共識。只因信息不對稱，大眾還沒有獲得普遍的認識而已，即使在美國，人們也很少對大學教授們這一特點有多少清楚的認識（當然，有些學生最后走出學術界，跑到世界銀行或者政府或者華爾街工作，那是另一回事情了）。

　　教授們在工資問題上不能免俗，斤斤計較是常事，碰到某些強大的傳統阻力，有些人不得不付出身體改良的代價，甚至還要建立社交圈子保護自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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