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治理創(chuàng)新是我國“五位一體”戰(zhàn)略布局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的社會治理創(chuàng)新是處在大變動、大進步、大流動中的社會治理。社會治理創(chuàng)新從一定意義上來說，是建立在社會流動合理化、社會結構穩(wěn)定化與社會秩序規(guī)范化基礎之上的。經濟發(fā)展和社會治理新常態(tài)下，合理的社會流動是中國擺脫“中等收入陷阱”，激發(fā)社會治理創(chuàng)新和推動經濟發(fā)展的關鍵，對于保障人民安居樂業(yè)、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具有重要意義。高等教育向來被認為是重要的社會地位篩選機制，特別是在知識經濟社會和高等教育大眾化時代，高等教育更是被普遍認為是促進社會合理流動的階梯，是中產階層的“夢工廠”，也是塑造橄欖型社會結構和維護社會公平、和諧的重要平衡器。然而近些年來，由大學生就業(yè)難問題、“寒門難出貴子”“富二代”“拼爹”“貧富差距”等社會話題引發(fā)的關于社會流動性減弱和階層固化趨勢問題的討論不絕于耳，使得高等教育與社會流動成為當前我國社會治理創(chuàng)新領域的熱點。
　　美國也有類似的與高等教育密切相關的社會治理問題。知識青年主導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和“特朗普主義”崛起的背后都有著深刻的高等教育與美國社會流動和階層結構變化的社會根源。接受高等教育、努力獲得好工作、購房置業(yè)以及事業(yè)成功，這是人們所熟知的“美國夢”。然而在過去25年間，美國夢的這一核心信條似乎變得不再那么令人信服了。正如美國著名政治學家羅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在《我們的孩子：處于危機中的美國夢》一書中揭示的美國社會生活的一個“最大丑聞”，即美國社會各階層已經相對固化，對于那些處于社會底層的人而言，想要進入上層社會已變得相當艱難。高等教育是美國夢邏輯鏈條上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因而美國夢的危機和美國社會的治理困境實際上與高等教育回報問題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