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２０世紀９０年代現(xiàn)代新儒家迅速成為中國哲學史研究中的顯學以來，已有二十余年的時光。學術界提供的研究成果頗為豐碩，以專著形式出現(xiàn)的，既有人物研究（尤其是對梁漱溟、馮友蘭、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等人的專論），也有專題研究（譬如現(xiàn)代新儒家的文化觀、心學傳統(tǒng)、道德理想主義、政治哲學等問題）。陳永杰副教授當初在華東師范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選擇以梁漱溟、馮友蘭、賀麟、熊十力等人為中心，研究這一哲學派別在直覺問題上的理論探尋及其意義。在完成博士論文數(shù)年并作了必要的修改以后，日前交出版社出版的同時，向我索序。我既了解直覺問題研究之困難，深入研究直覺問題有其必要性；也深知當初陳永杰在選擇此題撰寫博士論文時的執(zhí)著：他嘗試通過對上述四位儒家所持之直覺觀的考察，力圖呈現(xiàn)出直覺的多重復雜性表現(xiàn)及其意蘊，著力厘清直覺與理智之間的邊界和各自的有效范圍，并考察直覺與理智的融通是否可能。
　　具體說來，作者考察了現(xiàn)代新儒諸家直覺觀的內(nèi)在理路，認為呈現(xiàn)出這樣一種趨勢，即新儒諸家在逐漸拆解直覺與理智之間的藩籬，且越來越關注兩者之間的相關性：從梁漱溟的直覺與理智的對峙，到馮友蘭的理智為主、直覺為輔，再到熊十力的性智見體、量智呈用，然后再到賀麟嘗試將直覺與理智進行融通而成后理智直覺。對于每位新儒家的致思理路作了較為深入的辨析，揭橥各自之所見與所蔽。透過歷史的描述，對于現(xiàn)代新儒家的直覺觀作了總體反思。作者認為，在此基礎上，可以逐漸揭開籠罩在直覺上面的神秘面紗。直覺的本質(zhì)規(guī)定性與理智這種人的認知的邏輯化表達不同：理智是對必然法則的揭示，呈現(xiàn)出的是確定性；而直覺以理智為前提，還涵蓋了情感、意志、信仰等因素，是人的自由意志的呈現(xiàn)，呈現(xiàn)出某種不確定性、偶然性。直覺是非形式邏輯的，從本體論維度來說，直覺不應被理知方式所建構(gòu)，因而直覺同時是對形式邏輯的突破；其所得———“體”，依然由人建構(gòu)而成。因此，直覺更多地依賴人之“誠”，而與人真實的存在相通。
　　作者的上述思考，無疑都是頗有意義的。當然，部分地囿于作者專門討論的范圍，現(xiàn)代新儒家的直覺觀念及其歷史的復雜面相似乎還可以進一步勘明。我們都知道，在人類的精神生活中，直覺是一種廣泛存在的現(xiàn)象，但是與智慧相關聯(lián)的直覺有兩個向度：
　　我們把那些具有特別強健明銳的直覺的科學家、政治家、軍事家、藝術家等人物稱為“天才”，因為他們通常會具備常人缺乏的某些“靈感”；這種直覺更多地屬于實踐智慧。哲學家討論的“直覺”，則更多地存在于形上智慧如何可能的論域，存在于解決“說不得的東西如何說”（首先當然是“說不得的東西如何得”），即如何證成這個世界的第一義，或者如何“轉(zhuǎn)識成智”。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屬于心理學的范疇“直覺”，在哲學家的眼里自然是哲學的范疇。從先秦開始，中國哲學家就比較強調(diào)直覺的作用。宋明理學家同樣強調(diào)直覺，無論是主張“先立乎其大”的陸王心學，還是認為需要通過不斷“格物”，才能到達“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境界的朱熹，都是如此。只是其學理用“尊德性”還是“道問學”作主旨則有所不同。但是現(xiàn)代新儒家重視直覺，有著與先賢不同的語境：從梁漱溟開始，他們之所以強調(diào)直覺，很大程度上是在“古今中西”之爭中，為了批評工具理性的過度擴張，在與西方哲學的比較中證明中國哲學不僅有其獨特性，而且可以超勝西學。其實，西人也未必不講直覺，梁漱溟、熊十力和賀麟都了解柏格森的直覺論——當初柏格森的直覺主義正是十分流行的學問。新儒諸家認為，對于中國哲學包括傳統(tǒng)信仰具有最大威脅的，是西方哲學的重邏輯分析的傳統(tǒng)。換言之，新儒諸家的直覺論的一個側(cè)重點是在直覺與理智的關系中展開的。他們并不認為沒有任何知性訓練的人，可以直接成為圣人，只是由于儒家“仁智統(tǒng)一”的強大傳統(tǒng)，他們對如何為客觀知識奠定基礎的西方哲學所關注的知識論問題缺乏更多興趣。換言之，新儒諸家是在某種偏至的理論形式中發(fā)展其直覺論的，而且就對直覺觀念作概念分析的向度而言，也有一個未臻完善的過程。它后面隱蔽著新儒諸家需要證成的信仰，而信仰是無法完全訴諸理智的。這一點，港臺新儒家唐君毅、徐復觀和牟宗三表現(xiàn)得更為明顯，正如同樣屬于文化保守主義的余英時先生曾經(jīng)非常明確地指出過的那樣。唐、徐、牟的后學并不諱言這一點，而以“儒學的精神性”來指代其宗教向度，或者用一個更為流行的說法：“內(nèi)在而超越�！痹诋敶�中國哲學史上，存在著與現(xiàn)代新儒諸家不同的另一種直覺論。馮契先生在討論如何“轉(zhuǎn)識成智”的時候，也提示我們需要依靠直覺，不過他會強調(diào)“理性直覺”。更重要的，直覺不是單獨成就“轉(zhuǎn)識成智”的功夫，而是“辯證的綜合”、“德性的親證”和“理性直覺”三者一起，共同促成我們獲得形上智慧。從這個意義上說，智慧雖然非知識所能限定，但卻非非知識；智慧雖非邏輯分析所能達成，但亦可以說非非邏輯。當然，我們對馮契先生的直覺論同樣研究不夠。也許永杰將來在繼續(xù)自己對直覺觀念的研究中，把現(xiàn)代哲學家對直覺的討論綜合起來探索，會獲得更多的進展。
　　高瑞泉
　　乙未年新正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