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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系著名現(xiàn)代文學研究專家、教育部統(tǒng)編中小學語文教科書總主編溫儒敏教授從事現(xiàn)代文學研究40年的論文自選集，收文57篇。內(nèi)容包括魯迅研究、作家作品論、文學思潮與批評研究、學科史研究等四部分。多為其專著之外的論作，多篇在學科史上有過重大影響。

題記

“今索諸中國，為精神界之戰(zhàn)士者安在？”——這是魯迅在論文《摩羅詩力說》結(jié)尾說的一句話。魯迅于1907年寫下這篇鼓吹浪漫主義反抗之聲的檄文，時年二十六歲，還是個熱血青年。懷抱“新生”理想的魯迅希望能借域外“先覺之聲”，來破“中國之蕭條”。記得四十年前，我還是研究生，在北大圖書館二層閱覽室展讀此文，頗為“精神界之戰(zhàn)士”而感奮，相信能以文藝之魔力，促“立人”之宏愿。四十年過去，我要給自己這個論集起名，不假思索又用上了“為精神界之戰(zhàn)士者安在”。這是懷舊，還是因為雖時過境遷，而魯迅當年體察過的那種精神荒蕪依然？恐怕兩者均有。

四十年來，我出版了二十多種書，發(fā)表二百多篇文章。說實在的，自己感覺學術上比較殷實、真正“拿得出手”的不多�，F(xiàn)在要出個自選集，并沒有什么高大上的理由，也就是做一番回顧與檢討——讓后來者看看一個讀書人生活的一些陳跡，還有幾十年文學研究界的某些斑駁光影。

收在這本集子中的，只是我專著之外的部分論文，也有若干是在專著出版之前就單獨發(fā)表過的，東挑西選，匯集一起，得五十七篇。論集分為四輯：魯迅研究、作家作品論、文學思潮與文學批評研究，以及學科史研究，大致就是我從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幾個方面。當然，我還關注過語文教育等領域，那些論文已經(jīng)另有結(jié)集出版。

我的現(xiàn)代文學研究之旅，是從魯迅開始的。1978年考研究生，找本書都不容易，但魯迅還是讀過一些，就寫了一篇談《傷逝》的文章（記得還有一篇關于劉心武的）寄給了導師王瑤先生。后來到鏡春園86號見王瑤先生，心里忐忑，想聽聽他的意見，老人家輕描淡寫地說文字尚好，學術卻“還未曾入門”。大概因為缺少資料，探討的所謂觀點，其實許多論文早就都提出過了。盡管如此，我對魯迅研究還是一往情深，在研究生期間花費許多精力在這個領域。收在集中的談論《懷舊》、《狂人日記》和《藥》的幾篇，以及《魯迅前期美學思想與廚川白村》，都是研究生期間的產(chǎn)品。后者是碩士論文，題目有點偏，想弄清魯迅為何喜歡日本理論家廚川白村，當時這還是少有人涉足的題目。后來又斷斷續(xù)續(xù)在魯迅研究方面寫過一些文字。上世紀80年代受“理論熱”的影響，一度還挺熱心去“深挖”魯迅作品的意蘊，做“出新”的解讀。比如對《狂人日記》反諷結(jié)構(gòu)的分析，對《傷逝》“縫隙”的發(fā)現(xiàn)，對《肥皂》的精神分析，等等，都帶有當時所謂“細讀”的特點。但我更關心的還是魯迅的思想價值和現(xiàn)實意義。90年代以后學界對魯迅的闡釋注重脫去“神化”，回歸“人間”，多關注魯迅作為凡人的生活一面。這也是必然的。然而魯迅之所以為魯迅，還在于其超越凡庸。我這時期寫的幾篇論文，格外留意魯迅對當代精神建設的“觀照”，對當時那種輕率否定“五四”和魯迅“反傳統(tǒng)”意義的傾向進行批評。如《魯迅對文化轉(zhuǎn)型的探求與焦慮》、《魯迅早年對科學僭越的“時代病”之預感》，都是緊扣當代“文化偏至”的現(xiàn)象來談的。始終把魯迅視為“精神界之戰(zhàn)士”，看重其文化批判的功能，也許就是我們這一代學人的“宿命”。

我研究的第二個領域，是作家作品，涉及面較廣，也比較雜。不過收入論集的評論并不多，只有十五篇，研究的大都是名家名作。其中郁達夫研究著手比較早。我在研究生期間，就編撰過一本《郁達夫年譜》。當時還沒有出版郁達夫的文集，作品資料都要大海撈針一般從舊報刊中去搜集，很不容易，但也鍛煉了做學問的毅力。年譜有二十多萬字，王瑤先生還賜以序言，當時交給香港一家出版社，給耽誤了。收在集子中的幾篇關于郁達夫的論述，因為“出道”早，也曾引起過學界的注意。90年代以后，我教過一門作家作品專題研究的課，就一些名家名作進行評論，努力示范研究的方法，解決學生閱讀中可能普遍會碰到的問題。收在集子中的《淺議有關郭沫若的“兩極閱讀”現(xiàn)象》和《論老舍創(chuàng)作的文學史地位》，最初就都是根據(jù)講課稿整理成文的。后來還寫過好幾篇類似的作家論，又和人合作，出版了《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專題研究》，被一些學校選做教材。我所從事的學科叫“現(xiàn)當代文學”，名字有點別扭，但現(xiàn)代和當代很難區(qū)分，應當打通。我主要研究現(xiàn)代，但也關注當代，寫過不少當代的評論。比如賈平凹因為《廢都》的出版正“遭難”受批判那時，我并不贊同對《廢都》簡單地否定，認為《廢都》在揭示當代精神生活困窘方面是有獨到眼光的，甚至提出二十年后再來看《廢都》，可能就不至于那么苛求了。而當莫言獲獎，大量評論蜂起贊揚，我也指出莫言的《蛙》在“藝術追求”上的“缺失”。我在一些文章中曾抱怨當代評論有兩大毛�。阂皇侨ψ优u多，“真刀真槍”的批評少；二是空洞的“意義”評論多，能夠深入到作品藝術肌理的研究少。我雖然沒有“圈子”，也想做一些切實的批評，可惜力所不逮。

我研究的第三個領域是文學思潮與文學批評。1981年留校任教，在現(xiàn)代文學教研室，魯迅、小說、詩歌、戲劇等方面都有老師在做，那我就“填補空白”吧，選擇做思潮與理論批評。一開始我并不打算就以文學思潮為研究方向，還是想研究魯迅，或者寫點詩歌評論。但有些“因緣”很可能就決定一個人的生活軌跡，學術研究也是這樣。1985年我參加全國首屆比較文學會議，寫了一篇關于“五四”現(xiàn)實主義與歐洲思潮關系的論文，在《中國社會科學》發(fā)表了。王瑤先生認為還可以，適合我的理路，就建議我研究文學思潮與批評。這樣我就開始用主要精力研究文學思潮了。收在集中的《新文學現(xiàn)實主義總體特征論綱》，其實就是我博士論文《新文學現(xiàn)實主義的流變》的微縮版。我主要做了“清理地基”的工作，把現(xiàn)實主義思潮發(fā)生、發(fā)展與變化的基本事實呈現(xiàn)出來�，F(xiàn)在看來這篇論文也寫得平平，但那時關于思潮流派系統(tǒng)研究的專著還很少，我等于開了風氣之先，“帶出了”后面許多篇思潮研究的博士論文。

1990年前后，學界空氣比較沉悶，我給學生開批評史的課，意在接續(xù)古代文學批評史，認為現(xiàn)代文論也已經(jīng)形成新的傳統(tǒng)，清理現(xiàn)代文學的理論批評也應當是重要的課題。批評史這門課帶有些草創(chuàng)的性質(zhì)，講授每一位批評家，都要從頭做起，非常費工夫。收在集子中的那幾篇有關文學批評的論文，大都是在講稿基礎上寫成的，后來成就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批評史》這本書。這本書下了“笨功夫”，也提出一些新的看法，我自己也是比較滿意的。

新世紀初年，我著手做“現(xiàn)代文學傳統(tǒng)研究”的課題，這也有其現(xiàn)實的針對性。面對那些試圖顛覆“五四”與新文學的言論，我強調(diào)的是在當代價值重建中“小傳統(tǒng)”（相對古代的“大傳統(tǒng)”而言）的意義。集子所收《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闡釋鏈與“新傳統(tǒng)”的生成》等文，特別注重考察新的文學傳統(tǒng)如何在不斷的闡釋中被選擇、沉淀、釋放和延傳，分析當代文壇中“現(xiàn)在”與“傳統(tǒng)”的對話。這些觀點在文學史觀念與方法上都有一定的創(chuàng)新。而更實際的影響，是回應那些對“五四”與新文學的挑戰(zhàn)。

2011年到山東大學后，我提出要做“文學生活”的研究，還和山大的團隊一起申報了《當前社會“文學生活”調(diào)查研究》這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收在集中的《“文學生活”概念與文學史寫作》大致體現(xiàn)了我的主要觀點和研究設想。我認為以往的文學研究大都圍繞“作家—作品—批評家”這個圈子進行，對于普通讀者的接受很少關注。而“文學生活”這一概念的提出，是想更廣泛地認識文學的生存環(huán)境和生產(chǎn)消費狀況，關注不同領域、不同層次讀者的“反應”，分析文學作品和文學現(xiàn)象在社會精神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激活被“學院派”禁錮的研究思路和方法。這項研究得到了學界普遍的認可。

我研究的第四個領域，是學科史，收文十二篇。這也多是由教學所引起的課題。我給研究生開設了“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學科概要”的課，目的是對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做一番回顧與評說，了解這個學科發(fā)生發(fā)展的歷史、現(xiàn)狀、熱點、難點以及前沿性問題。意圖是給學生一幅“學術地圖”，領他們進門。收在集子中的多篇文章，都是當時講課稿的整理，側(cè)重的是學科史的梳理。值得欣慰的是，一些大學現(xiàn)在也開設學科史這類選修課了。2006年后，我擔任現(xiàn)代文學研究會會長，更加關注學科建設問題，不時寫一些學科評論，比如收在集子中的《思想史取替文學史？》、《談談困擾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幾個問題》和《文學研究中的“漢學心態(tài)”》，都曾經(jīng)引起過學界的熱議。而寫于2010年的《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邊界”及“價值尺度”問題》，也是緊扣目前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狀況和某些爭議而發(fā)言。后來這篇論文獲得“王瑤學術獎”，大概也是因為涉及學科發(fā)展的某些議題，大家都比較關心。

雖說是自選集，也并非就是把自認為最好的論作拿出來，還得照顧到不同階段幾個領域的“代表性”。其中有些發(fā)表較早的“少作”，現(xiàn)在看是有些青澀的，但也不失年輕時的天真，雖然慚愧，但也還是收到集子中了。

給自己編集子，一面是埋藏，一面是留戀。這些蕪雜的篇什其實“意思”不大，但畢竟留下幾十年問學的腳印，其中或有一孔之見，那就不揣淺陋，以表芹獻吧。只是想到讀者省覽拙集，要花費時間和精力，我是既高興而又有點不安，只能預先在此說一聲謝謝了。

2019年6月1日

讀《傷逝》：在意那些被忽略的縫隙

魯迅的《傷逝》寫于1925年，是一篇抒情意味很濃的小說，情節(jié)很簡單。涓生和子君相愛，勇敢地沖破世俗的偏見，我行我素就同居了。但他們的結(jié)合為社會所不容，生活也碰到很大的困難。后來涓生的感情發(fā)生變化，終于向子君明白說出他已經(jīng)不愛她了。子君無所依持，在絕望中默默死去。涓生在悔恨中掙扎，希望能覓得新路，但前途渺茫。類似的以青年男女戀愛為題材的小說，在“五四”時期和1920年代非常流行。但和流行寫法大相徑庭的是，魯迅并不謳歌自由戀愛，而是為“五四”式的愛情唱起了挽歌。這篇小說情節(jié)比較簡單，但涵義復雜，歷來有各種不同的解釋。我們可以從中看到現(xiàn)代小說的某些特點，包括結(jié)構(gòu)、敘事角度等方面的特點，并領略魯迅小說的藝術風采。

應當怎樣來讀《傷逝》呢？比較常見的讀法，是偏重作品思想內(nèi)涵的發(fā)掘。許多研究者就認為，《傷逝》寫的是“五四”一代青年的精神追求及其困境：一方面，揭露了當時黑暗的專制的社會如何迫害著子君涓生們；另方面，又表現(xiàn)了子君涓生們的脫離實際以及心靈的軟弱、空虛。過去比較公認的觀點是：《傷逝》對“五四”思想解放潮流有反思�！拔逅摹睍r期提倡“易卜生主義”，也就是個性解放。但魯迅考慮更實際一些，認為個性解放終究不能離開現(xiàn)實，所以《傷逝》中才有這句警策之語：“人必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痹u論家進一步的解讀便是：魯迅在借《傷逝》來思考“娜拉出走之后會怎樣”，子君涓生故事的意義是在詮釋中國式“娜拉”的命運。

以上這種讀法的確能看到作品的社會意義，但不一定能結(jié)合小說藝術特征對作品的獨創(chuàng)性做出更細膩的剖析。這些年來，對于《傷逝》的解讀又有許多新的角度與方法，細讀是其中一種。所謂細讀，一般是在對文本的認真閱讀分析過程中，細致體察作品的象征世界，尋找作品情感或思維展開的理路，往往質(zhì)疑既定的評論，還特別在意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縫隙與矛盾。我們可以嘗試一下看看這種閱讀方式是否更有利于打開思路，深化對作品的了解。

我們就從小說的第一句話開始。這句話是主人公涓生“手記”的開頭，也就是他的表白吧：“如果我能夠，我要寫下我的悔恨和悲哀，為子君，為自己�！币话愕谝槐殚喿x，對這句話可能不太在意，如果讀完全篇回頭琢磨，就可能有疑問：寫下悔恨與悲哀為什么要以“如果我能夠”作為前提呢？難道會有什么原因“不能夠”嗎？這時，細讀就發(fā)現(xiàn)“縫隙”了：涓生是否真的完全寫下了他的悔恨與悲哀，還要打個問號。

當涓生聽說子君已經(jīng)死去時，是痛苦與悔恨的，但悔恨的不是拋棄了子君，結(jié)果導致子君的死，而是不該“將真實說給子君”，恨自己“沒有負著虛偽的重擔的勇氣”。從作品描寫的事實看，同居之后不過兩三個星期，涓生“漸漸清醒地讀遍了她的身體，她的靈魂”，感覺就悄悄改變，有“所謂真的隔膜了”。小說中大部分篇幅其實就是涓生回憶他對子君感覺的“變化”，也是感情的淡化。如同他自己所慨嘆的：“人是多么容易改變呵！”小說情節(jié)的發(fā)展表明，涓生其實已經(jīng)不愛子君了，即使他不向子君明確表白，悲劇也要發(fā)生的，“只爭著一個遲早之間”。但涓生始終沒有從自己感情變化這個“根”上責怪過自己，而對他的潛意識做些分析，我們看到他是厭倦子君的，所以他的悔恨是有限的、不能完全說出緣由的。小說開頭那句話其實早就打了埋伏，暗示了整個悲劇的發(fā)展。

如果進一步細讀，可以發(fā)現(xiàn)悲劇的原因很復雜，起碼比前面那種從社會外部原因的解釋要復雜得多。這對年輕情侶同居之后，因為失業(yè)，經(jīng)濟困難，這確實是促使他們感情破裂的外在因素，所謂“貧賤夫妻百事哀”嘛！但我們是否也可以這樣反駁說，真正的愛情不會因為生活拮據(jù)而夭折。那么很顯然，悲劇起于涓生的情感之變。問題是，導致涓生厭倦子君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同居之后“川流不息”的瑣碎生活逐漸淹沒了愛的激情？是子君從浪漫走向平庸？是這對年輕人尚未做好真正建立家庭的準備？是男人常見的毛��？好像都有一點關系。所以小說是很真實的。再用細讀分析涓生這個人物，發(fā)現(xiàn)他的厭倦盡管可以找到各種解釋，但骨子里還是自私，而且從他的表白看，其悔恨“不能夠”徹底，也是因為他終究未能直面這種深藏的私心。只要認真分析，我們不難體味到作品對涓生有一種道德層面的譴責。非常有意思的是，這種譴責不是由作家直接表露，而是通過作品所精心經(jīng)營的敘事結(jié)構(gòu)來達致，讀者從自己的閱讀中可以很自然去體會和接納。這也可以做一番對敘事結(jié)構(gòu)的細讀。

《傷逝》采用的是第一人稱“手記”的形式，其中的“我”就是涓生。涓生的悔恨中帶有許多他自己的體驗和感覺，甚至還有潛意識，而這些都用很“個人化”的手記形式呈現(xiàn)出來。這回憶的過程也可看作是涓生的“表演”吧。整個小說都是“傷逝”，是涓生的追憶，重點是回憶感情如何從高峰走向低谷，包括涓生對子君“變化”的細微的感覺。但這全都是涓生自己一人的回憶與感覺，小說中的子君始終是不在場的、被動的、“失語”的。細心的讀者會發(fā)現(xiàn)，涓生的悔恨顯然只是出于涓生的立場，因此是打了折扣的，是不徹底的，他畢竟未能也未敢觸及私心。于是，對涓生的道德譴責也就油然而生。這就是為什么讀者會更多同情子君的原因。表面上其中的“我”（涓生）是敘述者，其實小說作者是隱藏著的另一敘述者，兩者的立場顯然是有差別、有距離的。這種距離就可能在閱讀中產(chǎn)生觀照，引發(fā)對涓生行為的觀察、思考、批評與譴責。潛隱的敘述者有意讓表面的敘述者（涓生）的悔恨記錄（手記）不那么“完整”，留下某些矛盾與縫隙，讓細心的讀者再深入發(fā)現(xiàn)其中的奧妙，想象涓生到底是什么樣的人物，他的內(nèi)心世界到底怎樣，他的所為哪些值得同情，哪些應當批判。這樣，我們就走進了人物的復雜而鮮活的內(nèi)心世界。

在道德譴責之余，讀者是可能會給涓生一些同情的。如果跳出來想，涓生對同居生活的逐漸厭倦也有可以理解之處。在涓生的感覺中，子君在同居之后變得“俗氣”和“粗糙”了：“她早已什么書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著是求生，向著這求生的道路，是必須攜手同行，或奮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搥著一個人的衣角，那便是雖戰(zhàn)士也難于戰(zhàn)斗，只得一同滅亡�！币苍S涓生的表白是有點“推卸責任”，所謂“戰(zhàn)士”、“戰(zhàn)斗”之類，顯得有些空泛。但應當看到，和子君比起來，涓生更加不能適應從戀愛的情感高峰降落到平凡甚至瑣碎的日�；橐觯ㄍ樱┥钸@一現(xiàn)實，也就是說，子君可以滿足“過日子”，但涓生不能。這就是他們的差別�！皭矍楸仨殨r時更新，生長，創(chuàng)造”，我們并不否認這是真理，但這話從涓生口中說出，總使人感覺到某種“性別的差異”——男人情感的多變。小說的隱藏敘述者對這一切都不做直接的評判，而是制造某種距離，讓細心的讀者有些超越，去發(fā)現(xiàn)與體味人生的種種情味，這正是《傷逝》藝術的高妙之處。

這篇小說的細讀，讓我們領略到現(xiàn)代小說在結(jié)構(gòu)、敘事和語言等諸多方面的特色。像魯迅《傷逝》這樣的內(nèi)涵豐厚的優(yōu)秀小說，往往給讀者留有許多想象和思考的空間，閱讀時只要認真把握其藝術構(gòu)思的特色，放開思路，總會有自己的發(fā)現(xiàn)，有審美的愉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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