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明帝永平求法，佛像由此傳人中國。漢末桓、靈帝時，宮中設華蓋以祠佛陀、老子，佛像為上流社會所供奉。三國時康僧會從交趾屆建業(yè)傳播佛法，“營立茅茨，設像行道”，佛教信眾廣及民間。中國其時已知供設佛像是印度佛教之必需，漢籍中稱佛教為“像教”，這就是起因。寺院、石窟乃至于瘞埋的明器上塑繪鑄刻的佛教圖像，是佛教為像教的明證。佛教從印度進入中國，離開了印度文化的語境，落足于新的土壤上，依草附木是佛教生存和傳播的策略，像法和佛法就成了相互維護、彼此照應的內容。從漢代佛教圖像的初傳到唐宋中國化佛像樣式的確立，中國佛教美術經歷了幾輪的改梵為夏，圖像與樣式是其中的關鍵詞。從佛像傳播的角度去看待這一過程，圖像與樣式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遠不僅是繪塑本身，也遠不止于窟寺、塔廟及其像設形貌。在這形形色色的背后，顯示的是一個民族的文化心路，類似于丹納說的“精神氣候”，它的變化決定了這種或那種藝術的出現(xiàn)。道釋畫的興起即由精神氣候所生，而圖像與樣式則是它的“表候”。
　　《圖像與樣式（修訂本）：漢唐佛教美術研究》即以圖像與樣式為題，將不同時期發(fā)表的漢代至唐宋時期佛教美術的論文串連成編，一方面用以勾勒佛教美術中國化的文脈源流，另一方面從美術品的遺存中尋出圖像樣式作為關鍵詞在文化傳播過程中的作用。討論的問題雖是專題式的，有大有小，但展開的是美術史的常識系統(tǒng)和回到常識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