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維多利亞時代（1837～1901年）是英國工業(yè)革命的頂峰，也是大英帝國經濟文化的全盛時期。維多利亞時代的倫敦，被稱為世界之都。 1842年，查爾斯 羅伯特 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舉家搬到位于倫敦南部奧平頓的“唐豪斯”（Down House），一個占地 20多英畝（＞ 8萬 m2）的莊園。達爾文的妻子艾瑪生完第三個孩子以后，因為難以忍受倫敦市區(qū)的喧鬧和嘈雜，于是他們在倫敦東南部的一個叫“道恩”的小村莊旁買下了這處房產。艾瑪按照英國*流行的園藝設計，精心打造了一個甜美的莊園，包括花園、農場（真菌試驗場）、“思考之路”、植物實驗室等。在這里達爾文及全家（包括仆人）舒適而有尊嚴地過著優(yōu)越的生活。達爾文在此讀書、整理資料、思考生命進化，并于 1859年發(fā)表了《論依據自然選擇即在生存斗爭中保存優(yōu)良族的物種起源》一書（即后世簡稱的《物種起源》），書一出版就售罄。隨后，達爾文又發(fā)表了多本對后世影響頗深的重要著作。 1882年 4月 19日，達爾文離世，終年 73歲。
　　1849年，卡爾 海因里希 馬克思（ Karl Heinrich Marx）攜帶家人來到倫敦市區(qū)。因為經濟拮據，居無定所，不得已多次搬家。由于年代久遠，很多地方已經不見了舊日的蹤影，只有迪恩街 28號的住處還保留著原貌。而在此居住的 5年時間里，馬克思撰寫了著名的《路易 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等一大批重要著作。在倫敦的大部分時間里，馬克思一家過著饑寒交迫的生活，女兒因病夭折，愛妻生病卻無錢醫(yī)治。位于羅素廣場的大英博物館，是馬克思較為固定的工作（讀書、收集資料、寫作）地點。馬克思于 1867年發(fā)表的德文版《資本論 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卷（即后世簡稱的《資本論》），就是在這里寫成的�！顿Y本論》的第二卷和第三卷也是在倫敦完成初稿，由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整理發(fā)表。 1883年 3月 14日，馬克思病逝，終年 65歲，長期的勞累和貧困嚴重地損害了他的健康。
　　在 1849～1882年的 33年里，英國倫敦地區(qū)同時生活著那個時代*偉大的兩位思想家。從大英博物館到唐豪斯的直線距離不到 30km，而兩人的境遇卻如此大相徑庭，令人唏噓。達爾文的成就雖然很多，但概括起來主要有兩點：①生物是進化的，強調所有生物都來源于共同的祖先；②直接選擇（自然選擇、性選擇和人工選擇）是生物進化的驅動力。馬克思的成就，根據恩格斯的總結，主要也是兩點：①剩余價值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內容；②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世界觀。于是就有了 1883年恩格斯在馬克思葬禮上的講話：“正像達爾文發(fā)現了有機界的發(fā)展規(guī)律一樣，馬克思發(fā)現了人類歷史的發(fā)展規(guī)律。 ”然而，100多年以來，“進化論”與“資本論”就像鐵路上的兩條鋼軌，相望相守，就是無法并線融合。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出版之初，就給達爾文寄去一本，然而沒有引起后者的注意。也許是因為學科跨度太大，雖然達爾文不能理解馬克思的思想，但仍給予一封非常禮貌的回信以示紳士風度。似乎那 30km的距離，在理論上猶如天塹般的鴻溝，難以跨越。
　　當然，也不是沒有人考慮過將基因遺傳與文化傳承融為一個體系。長期從事社會性昆蟲行為研究的愛德華 奧斯本 威爾遜（ Edward Osborne Wilson）博士， 1975年發(fā)表《社會生物學——新的綜合》，提出了社會生物學是系統(tǒng)地研究一切社會行為的生物學基礎。威爾遜研究包括動物以及人類的群體結構、社會等級、通信交流和一切社會適應性背后的生理學內容，認為當代社會學在高度復雜的人類社會研究中，由于其基本的結構主義方式和非基因傾向，與社會生物學相距甚遠。社會學企圖以*外部表現型的經驗描述和孤立的直覺來解釋人類行為，而不參考基因意義上的進化解釋。因此，社會生物學的一個功能，就是把這些學科納入現代綜合的框架內，重構一些社會科學的基礎。然而，真社會性昆蟲（螞蟻、蜂類、白蟻）的社會結構，完全是建立在由基因決定的本能行為之上，并沒有文化的傳承。
　　威爾遜的社會生物學建立在這樣一個觀點上：有機體只是 DNA制造更多的 DNA的工具。來自塞繆爾 勃特勒（Samuel Butler）的名言“小雞只是一個雞蛋制造另一個雞蛋的工具”。威爾遜認為下丘腦和邊緣系統(tǒng)知道自己的天職，那就是維持 DNA的永存不朽。然而，社會生物學不過是一種簡單的機械唯物主義，生拉硬拽地將人類社會進化的根源直接歸結于基因，即人類社會也不過是 DNA自我復制的工具。全然漠視人的主觀能動性、社會意識、創(chuàng)造性、感情等人的基本要素，將人類等同于昆蟲。因此，社會生物學在解釋人類的精神需求和心理特征，如欲望、情感、貪婪、博愛時，顯得特別無能為力。根據威爾遜的觀點，社會組織是離基因*遠的一種表現形式。它是由個體行為和群體統(tǒng)計性質衍生出來的，而這兩者本質上又是高度綜合性的。個體行為模式在進化上的一個小變化，可以通過社會生活中的倍增放大而產生重要的社會影響，這種現象就是多倍效應。當個體行為受到特殊的社會經驗的強烈影響時，多倍效應就能夠加速社會進化，這個過程稱為社會化。社會化成為生物譜系發(fā)育中趨向智力較高物種的一種動力，并在高等靈長類中發(fā)揮了*大的影響。在基因之上加一個多倍效應，就從昆蟲社會的特征推導出人類社會的本質，豈不顯得過于生硬！
　　威爾遜期望在“唐豪斯”與“大英博物館”之間構建一座大跨度橋梁，但只收獲了一條彩虹。彩虹雖然美麗，但是人卻不能借此到達彼岸。這 30km的跨度實在是太大了，如欲建橋則中間必須要有一個橋墩。那么這個橋墩是什么呢？
　　與威爾遜的基因決定行為的觀點相反，行為決定論者認為所有的行為皆為環(huán)境刺激的產物。美國心理學家伯勒斯 弗雷德里克 斯金納（Burrhus Frederick Skinner）被稱為激進的行為主義者，是一位對社會學和心理學都有深遠影響的科學家。他認為所有的心理現象從本質上來說都是行為的，包括公開的或外部的行為，以及隱秘的或內部的行為（如感情和思想）。所有的行為，不管是外部的還是內部的，都可以由產生它的環(huán)境后果來解釋。從行為學的角度，基因決定的行為多為本能行為，而環(huán)境塑造的行為以學習行為為主。目前，尚無一個理論框架能夠完美地詮釋本能行為和學習行為的共同本質。難道兩者是由不同的進化和選擇機制所驅動？
　　人類社會作為人類文明的載體，人是其中*基本的元素。然而，社會的人與生物的人卻有著本質的區(qū)別。按照馬克思的定義，“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這與威爾遜所追求的“人是 DNA制造更多 DNA的工具”截然不同。馬克思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政治）。人類社會的進化驅動力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其實質是財富積累與分配之間的沖突。生產關系就是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在一定的生產力條件下，人們會結成各種各樣的關系，包括社會分工和產品分配關系。生產力發(fā)展也就意味著人們創(chuàng)造財富能力的提高和社會財富的積累。這時如果仍然按照原有的生產關系進行社會管理和分配，就會損害大部分人的利益。當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fā)生尖銳矛盾時，就需要改變生產關系（即社會組織），使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以促進生產力的發(fā)展。于是人類社會就不斷向前發(fā)展。生命世界里也存在這樣的矛盾，即生物遺傳性傾向于保持性狀的穩(wěn)定；而為了適應環(huán)境，生物卻不得不改變自己。當環(huán)境發(fā)生改變時，原來的遺傳性狀就可能因為不適應而被淘汰，而適應的新性狀則會擴散。也正是遺傳與適應這對協(xié)同發(fā)展的因素，促進了生物的進化。
　　人是社會的成員，沒有人也就沒有人類社會，人也是獨立的生理和心理單元，其生理需求往往通過心理和行為進行表達。即使作為社會的一個零件，人也是具有個性的零件。不僅如此，人還有情感和意識，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道德、藝術、科學和宗教。如將社會成員的心理因素考慮在內，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就成為一種表象，它的背后還存在更深層次的驅動力。人的欲望是獎賞系統(tǒng)的外在表現，獎賞系統(tǒng)脫離了基因的直接調控，且違背基因的“基本法則”（即通過表現型的適應性維持和擴增其基因型的拷貝數），如吸毒、賭博、性享樂等對適應性有害的行為都是獎賞系統(tǒng)的典型表現。
　　一、生命的進化
　　生命在地球上誕生數十億年之后，人類才發(fā)現了進化規(guī)律。
　　不同于物理世界的統(tǒng)一性，生命世界的表現傾向是分化或多樣性。然而，多彩的生命現象背后，是同一套編碼體系——基因，其本質是 DNA的 4種堿基排序。生命如何從早期的簡單形式，變成現在的復雜系統(tǒng)的？其背后的驅動力是什么？19世紀后半葉，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人類的由來及性選擇》和《動物和植物在家養(yǎng)下的變異》中，分別提出了自然選擇（natural selection）、性選擇（ sex selection）和人工選擇（ artificial selection），作為驅動生物進化的主要機制。
　　首先，即使是同一種生物，個體間也是有差異的，且差異是可遺傳的。這些差異在一定條件下，變成可被觀察到的結構和功能（如體色），稱為表現型；也可能觀察不到（如抗藥性），稱為基因型。其次，產生的后代數多于環(huán)境的容納量。過度繁殖的直接后果是，個體間產生競爭，既為存活競爭也為繁殖競爭。
　　“適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即個體具有適應當時當地環(huán)境條件的性狀，就能生存并成功繁殖，反之（不適者）就會被淘汰，這其實是對自然選擇的不完整理解。首先，如何評判生物的個體或物種對環(huán)境的適應性，一直沒有準確或具體的標準。適合度（fitness）是*常被用于表征生命體對環(huán)境適應性的概念。但適合度的概念本身卻陷入循環(huán)論證的漩渦：適合度高是指產生較多的后代，而產生較多的后代就是適合度高。在沒有更好標準的前提下，大家都用適合度來描述生命體的環(huán)境適應性。孤立地看一個個體，或者一個基因，是不存在所謂“適合”與否的概念的。只有對放在某個特定的環(huán)境中的實際存在的物種進行比較、考察，適者的概念才有具體的意義�！斑m者生存”的概念是赫伯特 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對達爾文理論的不正確解讀，不能完整全面地闡明自然選擇的結果。首先，自然選擇完全作用在群體水平，而“適者生存”則強調個體水平。其次，自然選擇壓力由弱到強構成一個 0～1的譜系。例如，使用農藥而造成的選擇壓力，對昆蟲的抗藥基因的作用為 1，對體色基因的作用為 0，對取食相關的基因的作用則在 0～1。因此，“適者生存”僅是自然選擇的一個極端現象，而那些選擇壓力較弱，即受到的壓力接近于 0的基因，則構成了生物多樣性的大部分，即遺傳多樣性。
　　既然自然選擇的單元可以是基因或個體，那么，競爭就可能發(fā)生在基因之間或個體之間，帶來的必然后果是它們的極端“自私性”。這樣看來，基因的終極目的應當是盡量擴大自己在自然界的拷貝數量。一切的生物學過程，都應當是圍繞這個終極目的運轉的。然而，自然界的利他行為雖然不是到處都是，但的確普遍存在。蜂類、螞蟻和白蟻等真社會性昆蟲，個體的行為不能直接用基因的自私性來解釋。在天敵入侵時，兵蟻以死相搏，護衛(wèi)巢穴。工蟻辛勤地采集食物，撫育其他個體的后代。當天敵靠近群居性動物時，負責警戒的個體發(fā)出警告鳴叫，使其他個體獲得了更多的逃逸時間，警戒個體顯然使自己處于十分危險的境地。這類利他行為明顯與自然選擇相悖，因為任何將存活和繁殖機會讓出的基因或個體都會被淘汰。那么，利他行為是如何進化的？具有什么適應意義？
　　1964年威廉 唐納德 漢密爾頓（ William Donald Hamilton）提出了親緣選擇（ kin selection）理論。該理論認為利他行為的原動力仍是基因個體的自私性，但表達形式則在基因組合的群體水平。每個有性生殖的后代，攜帶了父親 50%的基因和母親 50%的基因。親緣關系越近則相同基因的比例越高，兄弟姐妹之間大約也有 50%×［（0.5）2 +（0.5）2］的基因是相同的，而堂或表兄弟姐妹之間的基因大約有 12.5%相同。當警戒鳴叫拯救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