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明末到清初,儒學從“尊德性”的理學逐漸轉變成“道問學”的考據學。儒學面貌何以會發(fā)生如此巨大的轉變?本書基于晚明以降社會經濟前所未有的大發(fā)展背景,從儒家一以貫之的“內圣外王”理想入手,以“儒學的社會性格”為視角,考察當時儒者針對個人修養(yǎng)和改造社會兩大目標的討論與實踐,分析清代儒學的轉向,力圖將儒學內在邏輯與其所處外緣環(huán)境結合起來,在融會既有研究的基礎上對清代考據學獲得一個綜合的理解。
要保證有一碗飯吃,也要有一本書讀觀察清代思想史的新視點。
簡單地說,本書作者有這樣一種看法,即通過觀察東洋眼光下的中國“近代思想”的圖像,可以幫助已經熟悉明清思想斷裂一面的我們,在同一時刻關注到明清思想連續(xù)的一面。既然這兩面同時存在,那么特異于宋明理學的清代漢學的“道問學”精神,恐怕就不能代表清代儒學的全部傳統(tǒng),也就不能被孤立出來視為一種“知識論述”或解釋為“知識主義的轉變”。它在歷史語境里的真正意義必須與明清思想連續(xù)性的這一面結合起來重新加以整體的考慮。所以同時看到斷裂與連續(xù)的兩面,將有利于我們獲得考察明清思想,尤其是清代思想史的新的“綜合的視點”。
“深描”(thick
description)兩字廣為人
知,大概主要得力于人類
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
(Clifford Geertz)的使用
;而格爾茨又明言,這個
詞是他從哲學家吉爾伯特·
賴爾(Gilbert Ryl)那里借
來的。格爾茨解釋何謂“深
描”,舉的都是賴爾用過的
例子:一個人眨了下眼,
他可能就只是眨眼而已,
用來緩解一下視覺疲勞,
但也可能是跟對面的朋友
發(fā)送了一個心照不宣的信
號,或者是在模仿取笑第
三個人,甚或可能只是一
個表演前的排練。我們要
確切把握行為者的真實意
圖,不能依靠對動作的“淺
描”(thin description)—
—比如,某人正在迅速張
開又合上他的右眼——而
是要提供一套對其“意涵”加
以破解的方式:這意涵由
行為者所在的社會與文化
共識決定(也離不開物質
和生理條件的制約)。照
我理解,最粗淺地說,“深
描”即是將對象放在其所在
的具體語境中加以理解。
它得以成立的理論上的前
提,則是相信人是一種追
求并傳達“意義”的動物。
編者相信,“深描”不是
一種固定的研究手段,而
是一種觀察世界的方法。
世界如許廣闊,收入這套
叢書的著作,當然也不限
一個學科。其中以史學作
品居多,那自然同編者自
己的學科訓練及交游局限
有關,但也收入人類學、
社會學、文學史、藝術史
、科技史、哲學史、傳媒
研究的著述。若說它們有
什么共同之處,那主要是
形式上的:每本書的體量
都不大,約在8萬-12萬字
上下——這種篇幅在現行
學術考評體制下頗為尷尬
,作為論文似乎太長,作
為專著又似乎太短;方法
上,秉承“小題大做”原則,
力圖透過對具體而微的選
題進行細致深密的開采,
以傳遞歷史主線的脈動,
收到“因小見大”的效果。叢
書所收皆是學術著作,但
也希望有更廣的受眾,因
此在選題方面,希望多一
點風趣,不必過于正襟危
坐、大義凜然;在表述上
以敘事為主,可是也要通
過深入分析,來揭曉人事
背后的“意義”,同時力避門
墻高峻的術語,追求和藹
平易、曉暢練達的文風—
—然而這卻不只是為了要“
通俗”的緣故。而是因為編
者以為,“史”在中國本即是
“文”,20世紀以來學者將
此傳統(tǒng)棄置腦后,結果是
得不償失,不僅丟掉了更
多讀者,也喪失了中國學
術的本色精神!吧蠲琛眲t盡
可能接續(xù)此一傳統(tǒng),在中
國學人中提倡一點“文”的自
覺(至于成績如何,當然
是另一回事)。用今日通
行的學術評估標準看,“深
描”毫無疑問位處邊緣,不
過我們也并不主動追求進
入“中心”。邊緣白有邊緣的
自由。在嚴格遵循真正的
學術規(guī)范、保證學術品質
的前提下,“深描”絕不排斥
富有想象力的冒險和越界
,甚至有意鼓勵帶點實驗
性的作品。畢竟,“思想”原
有幾分孩童脾氣,喜歡不
帶地圖,自在游戲,有時
犯了錯誤,退回即是。畏
頭畏腦、縮手縮腳、不許
亂說亂動,那是管理人犯
,不是禮遇學者。一個學
者“描”得是否夠“深”,除了
自身功底的限制,也要依
賴于一個允許他/她“深描”
的制度與習俗空間,而這
本身即是“深描”所要審視的
、構成社會文化意義網絡
的一部分。據此,編者決
不會為“深描”預設一個終結
時刻,而是希望它福壽綿
長——這里說的,自然不
只是這套叢書。
王東杰
張循(1978-),四川成都人。復旦大學專門史專業(yè)博士,2015-2016年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訪問學人。現任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中國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明清思想史和文化史。承擔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教育部西部項目課題各一項。代表性論作有《漢學的內在緊張:清代思想史上“漢宋之爭”的一個新解釋》《義理與考據之間:蒙文通先生的經學歷程》等。
引言
上篇 “求同”與“存異”
明清之際儒學社會性格的轉變
一、儒學的社會性格
二、理論重心的轉移與儒學社會性格的轉變
三、外緣力量的推動與儒學社會性格的轉變
四、余議:“求同”與“存異”的確解
下篇 “自治”與“治人”
清代考據學與儒家社會建設的新路徑
一、“自治”與“治人
二、宋、明理學里“自治—治人”的偏向
三、清代考據學對“自治—治人”有意識的區(qū)分
四、余議:儒學社會性格的文化史意義
結語
附錄 明清思想史“連續(xù)著的基礎構造”
——讀島田虔次《中國近代思維的挫折》
和溝口雄三《中國前近代思想的演變》
參考文獻
主題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