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盡管洛文塔爾手握如此出色的方法論武器，他的絕大多數(shù)論述和觀點后來都被證明是錯誤的。一方面，不難發(fā)現(xiàn)，洛文塔爾眼中那些“對舊工業(yè)秩序構成威脅”的消費英雄其實是“第三次工業(yè)革命”的代表與載體，他們的出現(xiàn)折射了知識、信息與電子科技的進步。另外，還有一個事實不容忽略，即社會重心從生產(chǎn)轉向消費的過程創(chuàng)造了大量社會財富與自力更生的人，其成就遠遠超過“第二次工業(yè)革命”。如果說體育和電影明星輕而易舉地取代了傳統(tǒng)工業(yè)精英成為人物傳記的主角，那也是因為這些明星及其所在的領域業(yè)已成為資本主義歷史上最為龐大的財富來源。此外，被道格拉斯·凱爾納（Douglas Kellner）貼切稱為“技術資本主義”（techno-capitalism）（1989）的信息資本主義，早已通過教育渠道促成了新型社會流動的形成。事實上，專業(yè)人士與“新型文化中介”（new cultural intermediaries）已然成為中產(chǎn)階級與上流社會的主體。社會流動渠道更加多樣化，早非強調(diào)“領導權”與“績效”的19世紀達爾文主義可比（Bendix，1956；Whyte，1957）。
　　另外，休閑文化并不必然意味著工作時間的減少。事實上，情況恰恰相反，隨著大眾娛樂的普及與風靡，人類的勞動強度反而大幅度提高，工作時間也大幅度增加。對此，茱迪絲·肖爾（Judith Schor）（1991）在其對美國勞動類型的歷史分析中作出了清晰的闡釋。而且，誠如阿莉·霍赫希爾德（Arlie Hochschild）（1997）所言：人們越來越不愛待在家里，反而將秩序井然的工作環(huán)境視為避難所，以此來逃避家庭中的繁重勞動。事實上，消費資本主義建立在福特主義（F'ordism）的基礎上，高度組織化使得勞動變得更加高效而理性，這只會極大提高生產(chǎn)力。早期資本主義（所謂工業(yè)資本主義）與晚期“消費”資本主義之間的區(qū)別在于勞動場所的轉移。在消費資本主義中，身體已成為持續(xù)、艱辛工作的客體，而勞動的榮耀與樂趣則因人在面對自我時的嚴重焦慮態(tài)度而強化。所有這些，都與洛文塔爾眼中的“沒心沒肺的享樂主義”相去甚遠。
　　在洛文塔爾的文本以及當下始終困擾我們的問題與窘境之間，產(chǎn)生了強大的共鳴。尤其是，該文提出了一個理解文化與經(jīng)濟關系的重要視角，它所探討的問題我們今日仍須面對，因為自始至終都沒有一套理論可以弄清我們與資本主義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在諸多層面上，洛文塔爾的文章都見證了我們的矛盾心態(tài)，以及我們在考察文化究竟應在當下經(jīng)濟與社會秩序中扮演何種角色時的束手無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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