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現(xiàn)時時光堂吉訶德已命在旦夕，然而，“這并不妨礙外甥女吃飯，管家喝酒，桑丘還是那么好情緒”。一時間，這句話掀開了將生活的非詩性隱藏起來的帷幕。但假如有人想更近地去審視這種非詩性呢?更仔細?一分一秒地審視?桑丘的好情緒，是如何表現(xiàn)出來的?他饒舌嗎?他跟那兩位女性說話嗎?說什么呢?他一直都呆在主人的床邊嗎?敘述者，顧名思義，就是講述已經(jīng)發(fā)生過的、成為過去的事情的人。但每一個小事件，一旦成為過去，就失去了它具體的特征，成為剪影。敘述是一種回憶，也就是一種概括，一種簡化，一種抽象。生活的真實面目，生活的非詩性，只存在于現(xiàn)時。但如何講述已經(jīng)過去的事件，還原它們已經(jīng)失去了的現(xiàn)時時光?小說的藝術(shù)找到了答案：在眾多場景中表現(xiàn)過去。從本體論上來講，場景就是現(xiàn)時，即使是用語法的過去式來講述的：我們看得見它，聽得到它；它在我們眼前展開，即時即地。
　　菲爾丁的讀者在讀他的書的時候，成了聽眾，一個才華出眾的人以他講述的東西使他們屏住呼吸。大約八十年之后的巴爾扎克則將他的讀者變成了觀眾。他們注視一個屏幕(可以說是尚未誕生的電影銀幕)，巴爾扎克作為小說家的高明戲法讓他們看見一系列場景，使他們目不轉(zhuǎn)睛。
　　菲爾丁并不杜撰一些不可能的或讓人難以相信的故事；然而，他不太在意他所講述的是否顯得逼真；他不靠現(xiàn)實的幻覺來讓他的聽眾傾倒，而是靠他講的內(nèi)容的奇妙，靠他那些令人意想不到的觀察，以及他營造出來的奇特場景的魔力。相反，當(dāng)小說的魔力存在于場景的視覺與聽覺的營造時，逼真性就成了不二法門：成為讓讀者相信他所看見的東西的必要條件。
　　菲爾丁對日常生活鮮有興趣(他不可能相信平凡性也可以成為小說的一大題材)；他并不假裝用隱秘的麥克風(fēng)去偷聽人物腦海中一閃而過的念頭(他從外部去看他們，并就他們的心理提出一些睿智而常常滑稽的假設(shè))；他討厭描寫，既不在人物的生理外表上著墨(您并不知道湯姆的眼睛是什么顏色)，也不對小說的歷史背景大書特書；他的敘述快樂地翱翔于場景之上。對于場景，他僅僅提到一些他認為對情節(jié)的明晰性和思考有用的碎片；湯姆的命運在那里展開的倫敦，與其說是一個真實的大都市，不如說更像是印刷在地圖上的一個小圓點：街道、廣場、宮殿根本沒有描寫，甚至連名字也沒有提到。
　　在經(jīng)歷了連續(xù)幾十年多次從根本上改變整個歐洲的一系列爆炸性事件之后，十九世紀(jì)誕生了。于是，在人的生活中，某種本質(zhì)性的東西改變了，而且后來一直如此：大寫的歷史成為每一個人的經(jīng)驗；人開始意識到他將不會在他誕生的那一個世界去世；大寫的歷史的時鐘開始大聲敲響，到處敲響，甚至在小說里。在小說里，時間馬上被計量了，被標(biāo)注了日期。每一件小物品、每一張椅子、每一條裙子的形狀都帶上了很快會消失(改變)的印記。人們進入了描寫的時代。(何謂描寫?就是對暫時性的憐憫，對易逝之物的拯救。)巴爾扎克的巴黎就跟菲爾丁的倫敦不同；他的廣場都有名字，他的房子都有色彩，他的街道都有味道與噪音，這是一個確切時代下的巴黎，是前所未有的、后來也永遠不再有的巴黎。每一個小說場景都印上了大寫的歷史的標(biāo)記(哪怕有時僅僅是靠一張椅子的形狀或一套衣服的款式)。歷史一旦從陰影中呈現(xiàn)，就不斷地塑造與再塑造世界的面目。
　　小說進人了它偉大的世紀(jì)，它那人所共知、具有權(quán)力的世紀(jì)。
　　在小說之路的上空，亮起一片新的星辰。于是形成了一種新的“關(guān)于小說的想法”，并一直主宰著小說的藝術(shù)，直到福樓拜，直到托爾斯泰，直到普魯斯特；它使前幾個世紀(jì)的小說進入半遺忘狀態(tài)(一個不可思議的細節(jié)：左拉從未讀過《危險關(guān)系》!)，并使后來小說的改變成為很困難的事情。
　　P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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