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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何為》為陳平原“大學五書”叢書中的一本。該書從歷史記憶、文學闡釋、精神構(gòu)建以及社會實踐等層面，思考大學作為人類社會極為重要的組織形式，它是什么，有什么，還能做什么，以學者的冷靜討論大學的復雜性和改革的代價。將論文與隨感、演講與答問、歷史與現(xiàn)實、宏大敘事與私人記憶等摻和在一起，造成一種明顯的“對話”狀態(tài)，延續(xù)了已有的叩問與思考——叩問大學的歷史與現(xiàn)實，思考大學的理念與實踐。

　　自序
　　將近年所撰關于大學的文章結(jié)集成書，總該有個理由。比如，跟本人已刊諸書相比，是否有所推進？相對于學界同仁的著述，又有哪些特點？即便沒能在理論上獨樹一幟，起碼也得在學術(shù)思路或?qū)懽鞑呗陨巷@示自家面目。記得小時候過年，最常見的對聯(lián)是：“天增歲月人增壽，春滿乾坤福滿門”；可這不能成為爆竹聲中編排新書的充足理由。還是略為回顧各文的寫作經(jīng)過，也算是給自家著述添加若干略帶廣告性質(zhì)的注腳。
　　作家查建英采訪時，曾追問我在2003 年北大改革論爭中的立場：“那場爭論當中，人文學者是反對張維迎改革方案的主力，而社科學者，特別是經(jīng)濟學家們，則是支持的主力。我覺得你的態(tài)度在人文學者里比較少見，你始終保持一個溫和的調(diào)子來討論問題，你贊成的似乎是一種‘保守療法’，一種穩(wěn)健的逐步的改革�！保▍⒁姳緯段业摹鞍耸甏薄芬晃模┻@是一個很敏銳的觀察。確實如此，我談北大改革四文，雖然也入各種集子（如沈顥主編《燕園變法》，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 年9 月；博雅主編《北大激進變革》，華夏出版社，2003 年9 月；錢理群、高遠東編《中國大學的問題與改革》，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0 月；甘陽、李猛編《中國大學改革之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1 月），但不是這場論爭的代表性論述。因為，針對性不強，基本上是自說自話；作為論辨文章讀，不過癮。
為什么？并非不曉得報章文體傾向于“語不驚人死不休”，只因我更欣賞胡適創(chuàng)辦《獨立評論》時所說的，作為專家而在公共媒體上發(fā)言，要說負責任的話，既不屈從于權(quán)威，也不屈從于輿論。大學改革，別人說好說壞，都可以斬釘截鐵，我卻深知茲事體大，休想快刀斬亂麻，畢其功于一役。歷史證明，那樣做，不只不現(xiàn)實，而且效果不好。
相對于論戰(zhàn)諸君，我之立論稍微不同，很大原因在于，我對百年中國大學（尤其是北大）有過若干研究。已經(jīng)刊行的《北大舊事》《老北大的故事》《北大精神及其他》《中國大學十講》等，不敢說有多精彩，但起碼讓我對中國大學的歷史與現(xiàn)狀有較多的了解。理解大學問題的復雜性，理解改革的代價，也理解各種冠冕堂皇的口號背后，很可能隱含著利益爭奪甚至各種卑污的權(quán)謀。因此，與其說我在參加論戰(zhàn)，不如說我在延續(xù)已有的叩問與思考——叩問大學的歷史與現(xiàn)實，思考大學的理念與實踐。
正如德里達說的，“大學存在于它企圖思考的世界之中”，要想承擔起歷史責任，組織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抵抗——“抵抗一切（政治、司法、經(jīng)濟等）（對大學）的重占企圖，抵抗一切其他形式的主權(quán)形態(tài)”（參見杜小真、張寧主編《德里達中國講演集》134 頁），其實是十分艱難的。尤其在當代中國，談論大學改革，涉及理想與現(xiàn)實、中國與西方、制度與精神、個人與國家等，遠不只是制訂若干操作手冊那么簡單。
在《大學三問》中，我特別強調(diào)：“今天談論大學改革者，缺的不是‘國際視野’，而是對‘傳統(tǒng)中國’以及‘現(xiàn)代中國’的理解與尊重。”而在《國際視野與本土情懷》中，我又認定：“大學不像工廠或超市，不可能標準化，必須服一方水土，才能有較大的發(fā)展空間。百年北大，其迷人之處，正在于她不是‘辦’在中國，而是‘長’在中國——跟多災多難而又不屈不撓的中華民族一起走過來，流血流淚，走彎路，吃苦頭，當然也有揚眉吐氣的時刻。你可以批評她的學術(shù)成就有限，但其深深介入歷史進程，這一點不應該被嘲笑。如果有一天，我們把北大改造成為在西方學界廣受好評、擁有若干諾貝爾獎獲得者，但與當代中國政治、經(jīng)濟、文化、思想進程無關，那絕對不值得慶賀�！比绱藦娬{(diào)大學植根于本民族的歷史文化情境，無法簡單復制，故全書以《大學之道》起興，而不以關于北大改革諸文開篇。在我看來，后者只是波瀾壯闊的中國大學改革的一個小小的插曲，好戲——或者爛戲——還在后頭呢。
“中國經(jīng)驗”，尤其是百年中國大學史，是我理解“大學之道”的關鍵。我當然明白，今日中國的大學制度，主要是“旁采泰西”而不是“上法三代”的結(jié)果。因此，在思考及論述中，除了孔夫子以降的歷史經(jīng)驗，更倚重西賢有關論述。比如，關注“大學的理想”（參見約翰·亨利·紐曼著、徐輝等譯《大學的理想》，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也探究“大學的功用”（參見Clark Kerr 著、陳學飛等譯《大學的功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思考“學術(shù)責任”（參見唐納德·肯尼迪著、閻鳳橋等譯《學術(shù)責任》，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 ）；也努力“走出象牙塔”（參見德里克·博克著、徐小洲等譯《走出象牙塔——現(xiàn)代大學的社會責任》，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進入“美國校園文化”（參見亨利·羅索夫斯基著、謝宗仙等譯《美國校園文化——學生·教授·管理》，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6），也面向“21 世紀的大學”（參見詹姆斯·杜德斯達著、劉彤等譯《21 世紀的大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教育學家的著述固然精采，以下三段關于大學的評說，同樣或者更讓我感動：大學是研究和傳授科學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長的世界，是個體之間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學術(shù)勃發(fā)的世界。每一任務借助參與其他任務，而變得更有意義和更加清晰。（雅斯貝爾斯著、鄒進譯《什么是教育》150 頁，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1）
為了實現(xiàn)人的潛能，為了克服我們政體不易于理解各種重要政體形式的傾向，大學必須站出來幫助孤立無援的理性。大學是容納探索和思想開放的地方，它鼓勵人們不是功利性地而是為了理性而利用理性，它提供一種氣氛使哲學懷疑不至被道德風尚和占上風的勢力嚇倒，它保存?zhèn)ゴ蟮男袨椤ゴ蟮娜宋锖蛡ゴ蟮乃枷�，以使對潮流的挑�?zhàn)和置疑能夠得到滋養(yǎng)。（布魯姆著、繆青等譯《走向封閉的美國精神》268 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大學，與所有類型的研究機構(gòu)不同，它原則上（當然實際上不完全）是真理、人的本質(zhì)、人類、人的形態(tài)的歷史等等問題應該獨立、無條件被提出的地方，即應該無條件反抗和提出不同意見的地方。（杜小真、張寧主編《德里達中國講演集》61 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1883—1969）、布魯姆（AllanBloom，1930—1992）和德里達（Jacques Derrida，1930—2004），這三位大學者，政治立場以及學術(shù)面貌迥異，或存在主義、或保守主義、或解構(gòu)主義；但作為哲學家或政治學家，他們都聚焦大學在急遽變化著的當代世界中的地位與作用，都將人文學作為大學的核心，關注其跌宕起伏的命運，這是我所感興趣的�；蛟S，正因為他們不是教育專家，不太考慮技術(shù)層面的教育組織、教育管理、教育經(jīng)濟等，而集中精力在文化、精神、價值層面上思考大學問題，這樣一來，反而能在“教育名著”視野之外，開辟廣闊的思考及論述空間。而這也正是我切入“大學”的角度——在我看來，中國的大學改革，需要教育學家、歷史學家、哲學家以及一切對教育感興趣的讀書人的共同參與。
談論中國大學，可以是專業(yè)論文，也可以是專題演講，還可以是隨筆、短論、答問等。不完全是為本書之體例駁雜辯解，假如希望兼及歷史與現(xiàn)實，確實不一定非高頭講章不可�；蜷L槍，或短棒，或匕首，或彈弓，只要有效，不妨十八般武藝一起上。我之不薄“演講”，是因為特別看重公眾對于“大學”這一社會組織及文化傳統(tǒng)的自我反省能力。書中好些章節(jié)，是作者應邀在北大、清華、華師大、首都師大等為大學生、研究生所做的演講稿�！段覀冃枰裁礃拥拇髮W》的前四節(jié)是在教育部教育發(fā)展研究中心主辦的“大學精神、大學理念與校園文化”研討會（成都）上的專題演講，后兩節(jié)則是在陜西電視臺“開壇”節(jié)目中與各民辦大學校長的對話�！洞髮W之道——書院與二十世紀中國教育》以及《文學史視野中的“大學敘事”》雖是專業(yè)論文，卻也曾在香港中文大學和日本京都大學組織的學術(shù)研討會上宣讀，并獲廣泛好評。至于在鳳凰衛(wèi)視“世紀大講堂”上所做的專題演講“中國大學百年”（文稿刊《中國大學教學》2005 年10 期），因主要觀點已見《中國大學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中的同名論文，這次不再收錄。
一般說來，“演講”以及“答問”，遠不如“論文”專深，好處是體現(xiàn)一時代的文化氛圍。假如你的擬想讀者不是教育專家，而是關注中國大學命運的讀書人，那么，采用這種現(xiàn)場感很強的“對話”姿態(tài)（包括保留聽眾的提問），未嘗不是“討巧”。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教育類型、一種論述策略、一種影響極為深遠的獨特文體，“對話”是人類探索真理以及認識自我的有效途徑。不滿足于傳遞或接受專業(yè)知識，更希望學習思考，追求真理，參悟人生，那么，永無止境的“叩問”與“對話”，是必不可少的一環(huán)。
這么說，類似胡適《〈嘗試集〉再版自序》所自嘲的“戲臺里喝彩”。其實，將論文與隨感、演講與答問、歷史與現(xiàn)實、宏大敘事與私人記憶等摻和在一起，造成一種明顯的“對話”狀態(tài)，在我，不是有意為之，而是歪打正著。本書之“未完善”，正好對應著中國大學改革的“進行時”——正因為中國大學仍“在路上”，既非十全十美，也不是朽木不可雕，這才值得你我去追蹤，去思考，去參與。
在這個意義上，本書的“學術(shù)思路”比“著述文體”更值得重視，那就是：從歷史記憶、文化闡釋、精神構(gòu)建以及社會實踐等層面，思考“大學”作為人類社會極為重要的組織形式，是什么、有什么、還能做些什么。

　　丙戌正月初六，是日陽光普照，最低氣溫零下十度，濃郁的水仙花香中，編定全書并撰序。

　　我們需要什么樣的大學[1]

　　關于大學，有三種提問方式：為什么需要大學?這幾乎不必要討論;怎么樣辦大學?那光說不練不行;需要什么樣的大學，這還差不多，此話題可以討論，也大有深究的必要。世界上的大學，千差萬別，不是命定如此，更不是別無選擇。恰恰相反，大學辦成什么樣子，是一個時代、一個民族主動選擇的結(jié)果。有外部條件的限制，但主觀上的努力同樣很重要。今天中國的大學之路，到底該怎么走，仍在探索，還有商量余地。正因為沒有完全定型，存在著多種可能性，這才更值得諸位去體貼、關心、介入。

　　[1]此乃作者2005 年8 月5 日在中央電視臺“雙周論壇”(北京)以及2005年8 月8 日在教育部教育發(fā)展研究中心主辦的“大學精神、大學理念與校園文化”研討會(成都)上的專題演講。

　　一、媒體中的大學

　　大學受到世人如此高度關注，這也是中國特色。這種關注，最終落實在媒體上關于大學的集中報道。高考不用說，幾乎是全民總動員，每年上演的，是同樣的節(jié)目，可公眾百看不厭。從試卷的押運、考場的周邊環(huán)境、考試那幾天的氣溫、考場外家長的焦急等待，還有交通警察如何維護秩序、警車運送走錯路的考生等，諸如此類的動人故事，每年都有。接下來的是教師閱卷、有關部門公布錄取分數(shù)線以及各名校在本省市招生的名額等;再接下來是有人歡天喜地，有人唉聲嘆氣，學界開始爭論考不上重點大學的學生有沒有必要復讀、選擇民辦大學前途如何、小留學生出國是否合算;再再接下來，該輪到貧困生能否上得起大學、高考狀元有無獎勵、各省市錄取分數(shù)線懸殊是否公平等。你看，新生還沒入學，“故事”已經(jīng)講了一大堆。這還只是例行公事，平日里更多突發(fā)事件。如研究生錄取作弊，學術(shù)著作抄襲，還有老教授的新婚姻等一系列問題，都可能成為極好的社會新聞，出現(xiàn)在報紙的任何一個版上。我說“任何一個版”，是有所指的。以前大學新聞主要在教育版上露面，現(xiàn)在神出鬼沒，無所不在，可以是政治、科技、法律，也可以是經(jīng)濟、體育、娛樂。

　　大學成為公共話題，吸引了眾多的研究者，我也不例外。偶爾出鏡，但更適合于專業(yè)著述或報刊文字。喜歡談論大學話題，以致有時被介紹為“大學史專家”。這屬于“美麗的錯誤”。因為，我的本行是文學史研究，“文學史”與“大學史”，形近而訛。我始終稱，自己是大學研究的業(yè)余愛好者，是amateur，“愛美的”。五四時期，陳大悲等介紹西洋的業(yè)余演劇，并在中國提倡“愛美劇”，用的是英文amateur 的音譯。中國的教育問題，關系重大;有權(quán)利且有義務談論此話題的，不僅僅是教育部官員或教育學專家，而應該是每一個關心社會發(fā)展的知識分子。實際上，這些年來關于教育問題的討論相當活躍，跟一大批業(yè)余愛好者的介入有關。

　　大學之所以成為社會熱點，外在原因是：第一，百余年來，現(xiàn)代中國的政治體制、學術(shù)發(fā)展、經(jīng)濟及法律環(huán)境的形成，都跟大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時至今日，大學對于中國社會進程的巨大影響，一般人都能看得很清楚。第二，由于連年擴招，高等教育已經(jīng)大眾化，大學的是是非非，牽涉到千家萬戶。你別看他是個賣菜的，只有小學程度，可他的孩子讀了研究生，他同樣有興趣關心大學里的事情。第三，傳媒人大多受過大學教育，他/ 她們的興趣決定了大學可以成為社會新聞。第四，大學教授日漸明星化，其中的佼佼者，收入不如體育或娛樂明星，但也有不少堅定的“粉絲”，其言談舉止同樣具有新聞價值。

　　更重要的是內(nèi)在原因：第一，中國的大學體制及教育方式有問題;第二，跟其所處的社會環(huán)境一樣，中國大學也在轉(zhuǎn)型;第三，正因為有問題，在轉(zhuǎn)型，具備往各個方向發(fā)展的可能性，公眾才有批評及建議的熱情。最后一點同樣不該忽視：大學話題不屬于“禁區(qū)”，雖有些言不盡意，總比以前捂著蓋著好多了。

　　有一個疑問，如此局面的形成——即大學經(jīng)常在媒體中露面，有無大學自身炒作的成分?應該說，不能完全排除這個因素，尤其是著名大學五十大慶、百年校慶前后，總有大量宣傳味道十足的連續(xù)報道。還有，需要搶奪生源的民辦大學，比如吉利大學、西安翻譯學院等，都有很成規(guī)模、帶有明顯廣告色彩的長篇通訊。不過，一般情況下，關于大學的新聞，大多是媒體主動選擇的結(jié)果。我問過北大宣傳部長，媒體喜歡談論北大，是不是你們故意營造的?他說，校方很少主動出擊，大都是媒體找上門來的。原因是，請神容易送神難，人家不一定按照你的意圖來報道，太積極，很容易弄巧成拙。別的學校我不懂，以北大的情況而言，太多的媒體關注，太多的新聞報道(包括正面與負面)，不是好事情。大學發(fā)展有其內(nèi)在規(guī)律，不該過分受制于政府決策以及社會輿論。

　　你到國外看看，人家的大學校園，比我們寧靜多了。沒有那么多喧囂，沒有那么多關愛，也就沒有那么多在媒體上拋頭露面的機會。傳媒關注當下，需要熱鬧;大學追求久遠，必須冷靜。各有各的趣味，走得太近，在我看來，不是好事情。不針對具體的學�；蛎襟w，我說的是整個社會氛圍，即過分看重曝光率。幾年前(2001)，清華大學曾做出規(guī)定：在中央電視臺和鳳凰衛(wèi)視上做專題節(jié)目，可以得10 分;這等于在非核心期刊發(fā)表5 篇論文，或者在國內(nèi)重點學術(shù)期刊發(fā)表一篇論文。這個規(guī)定引起很大爭議，后來偃旗息鼓了。但我也聽到另外的聲音，比如一所著名大學的校長告訴我，他們學校不缺學業(yè)專深的教授，就缺這種能在電視上“侃”的;可能的話，他們也想找?guī)讉€知名度高、經(jīng)常在電視上露面的，不用寫論文，只要每回出鏡時打上“某某大學教授”就行了。這也是一個思路，等于給學校打廣告。

　　辦一流大學很難，需要社會的熱情鼓勵，需要大學中人的艱辛跋涉，需要積累，需要沖刺，而且還不一定成功;并非媒體上露面最多的，就是最好的學校。媒體代表公眾的趣味，其關注大學，自有理由;大學必須有自己的立場、自己的目光與襟懷。

　　如何看待媒體中日益張揚的大學形象，盡可見仁見智;但無法否認的是：第一，校園里的一舉一動，很可能牽涉整個社會，連北大清華對進入校園的旅行團收費都可能引發(fā)熱烈爭論，你就可想而知。第二，轉(zhuǎn)型期中國所有的社會問題，好的壞的，通通折射到大學校園里，大學不是世外桃源，圍墻早就形同虛設。第三，所謂大學適應社會發(fā)展需要，不能簡單理解為“訂單式服務”;將大學全都推向市場，不是好主意。

　　二、從教育大國到教育強國

　　關注中國教育的人，大概都會承認這么一個事實：中國是教育大國，但不是教育強國。很多人注意到，2004年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19%，高等教育規(guī)模已經(jīng)超過美國，躍居世界首位。據(jù)統(tǒng)計，2004 年全國普通高校共錄取新生420 萬人，比上年增加近40 萬;2005 年招生未見權(quán)威統(tǒng)計數(shù)字，只知道還在增加。目前全國各類高校在校生總數(shù)超過2000 萬。2000 萬!這已經(jīng)是一個歐洲中等國家的人口總數(shù)。這你就能明白，為什么關于“大學”的新聞與舊事，能成為公眾熱切關注的話題。

　　與此相對應的，是另一則報道：日前，溫家寶總理到醫(yī)院看望科學家錢學森，病榻上的錢先生坦誠建言：“現(xiàn)在中國沒有完全發(fā)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yǎng)科學技術(shù)發(fā)明創(chuàng)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chuàng)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這是很大的問題�！�(《溫家寶看望文學家季羨林和科學家錢學森》，《京華時報》2005 年7 月31 日)專家們于是紛紛為中國大學把脈：有說問題在于只顧數(shù)量不問質(zhì)量，有說毛病出在只講技術(shù)沒有文化，還有的認定是推崇專家蔑視通才惹的禍，等等，等等。我則讀出另外的意味：一個全世界大學生人數(shù)最多的國家，居然“沒有一所大學”能冒出“杰出人才”，這太可悲了�？梢娭袊x“教育強國”還很遠。請注意，錢學森用的是全稱判斷，聲名顯赫的北大清華，也在其批評之列。

　　當然，關于中國大學的聲譽，還有另外的說法。記得是去年十一月，報紙上刊出《泰晤士報》大學排名，北大居然名列第十七(《〈泰晤士報〉推出最佳高校排名，北大躋身全球前20 名》，《中華讀書報》2004 年11 月10 日)。在我看來，這個排名所肯定的，不是北大的科研成果，而是中國在變化的世界格局中所具有的地位。中國在崛起，在全球事務中發(fā)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學者們在關注中國的同時，也開始關注中國的高等教育。這就有意無意地提高了中國大學的學術(shù)聲譽。對于這個排名，北大當然高興，校方網(wǎng)站上當即轉(zhuǎn)載�？纱伺e馬上受到批評。我們系一個教授，在第一時間給校長寫信，稱不該看重此類排名，應該有自己的立場，走自己的路。校方還算冷靜，到此為止，

　　不再宣傳。

　　就學術(shù)實力而言，學界普遍認為，北大清華只能排在二三百，進不了前百名。當然，如果帶進學術(shù)聲譽以及實際影響力，那又是另一回事。在北大百年校慶期間，我說過一句很有名的“大話”：就教學及科研水平而言，北大現(xiàn)在不是、短時間內(nèi)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但若論北大對于人類文明的貢獻，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學所無法比擬的。因為，在一個東方古國崛起的關鍵時刻，一所大學竟然曾發(fā)揮如此巨大的作用，這樣的機遇，其實是千載難求的。我想說的是，大學排名取決于文化背景及理論設計，即便是國外很有影響的排行榜，也都各有其長處，也各有其盲點。說你十七，沒什么好得意的;說你兩百，也不必要喪氣。

　　說這些，是有感于現(xiàn)在中國的大學校長，大都有理想，想做事，而且是做大事。這么一種積極向上的志趣，如果沒有輔以腳踏實地的實干精神，很容易變成花拳繡腿，熱衷于做表面文章。明白辦大學、辦好大學、辦第一流大學很不容易，以平常心看待中國大學的進步，不提過高的標準，更不要拿排名、獲獎說事。

　　國際上的大學排名，就好像諾貝爾獎，應該尊重，但不該過分推崇。前幾年，有個劍橋大學的博士生，跑來北大跟我談了好幾次，她的論文選題很有意思：如何看待中國人的諾貝爾情結(jié)。幾十年了，文學界老是絮絮叨叨，埋怨為什么沒有中國人獲獎。有譏諷評獎委員會的“傲慢與偏見”，有說問題出在譯本上，有稱誰誰誰不死早就得獎了，還有人努力討好委員會中惟一懂中文的馬悅?cè)�。那年在香港，看馬悅?cè)幌壬缺葎潉�，說有那么多作家給他寄新書及書稿，希望他翻譯并推薦給諾貝爾評獎委員會，引起在場人士的哄堂大笑，真的，我很難受。前兩天看傅光明寫的《老舍差點獲諾獎，一個神話?》，辨析一件流傳很廣的傳說：1968 年頒發(fā)給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諾貝爾文學獎，原本是準備頒給老舍的;獲悉其已在兩年前跳湖自殺，只好換了另一個東方人。這傳說破綻很多，但流傳甚廣，逼得馬悅?cè)磺皫啄瓿雒婀_否認：最有可能獲獎的是沈從文，1987 年進入終審名單，1988 年再次進入終審名單，如果不是剛好那年去世，極有可能在十月獲獎(《社會科學報》2005 年7 月21 日)。結(jié)果怎么樣?大家吵來吵去，吵了大半天，最后是法國籍的中國作家高行健獲獎了。中國作協(xié)隨后發(fā)表的聲明，在我看來，很不得體。

　　自然科學獎大概不會這樣，不管是大陸的、臺灣的，拿美國護照、德國護照的，只要是華人獲獎，我們都該祝賀。當然，最好是在大陸工作的科學家獲獎。但獲不獲獎，帶有某種偶然性;我看中科院院長說十年內(nèi)獲獎，直捏一把汗。不是說不可能，而是將評價標準定在這里，不太合適。

　　毫無疑問，中國的科學技術(shù)，必須做大做強，但這需要一個過程，而且，最好是水到渠成，切忌用搞運動的方式來提獎學術(shù)。前幾年，北大為了發(fā)展文科，春天開動員大學，秋天開表彰大學，我戲稱為“春種秋收”。用心很好，但效果并不佳。學問不是領導鼓鼓勁，就能馬上上去的;除非你事先安排好，否則，不可能立竿見影。

　　學術(shù)講究積累，單有個別天才不夠，還需要一大堆學術(shù)上的臺階，不可能一蹴而就。常見學生們追問，我們什么時候才有自己獨立的理論體系?不想學走路，就想著百米沖刺，破世界紀錄，這樣的心態(tài)，很普遍。一開始，我會表揚他們“雄心壯志沖云天”;現(xiàn)在，反過來，我批評他們“自私”、“偷懶”。盡想著破紀錄后的鮮花與掌聲，不愿意做鋪路石。一代人，不，幾代人中，摘取科學桂冠的，就那么幾個。其他人的工作，很可能只是在“鋪路”。不否認學問是在不斷推進，但大都是點點滴滴的進步;積少成多，終于有一天達成“科學的革命”。這樣的學術(shù)史觀，現(xiàn)在似乎被顛覆了;你看媒體上的報道，每天都有激動人心的突破。惟一不明白的是，如果只是各領風騷三五天，這“填補空白”也就太容易了。

　　老一輩學者講話嚴謹，甚至可以說是木訥，這不妨礙我們對他們的尊敬�，F(xiàn)在不一樣了，新一代學者大都變得伶牙俐齒，能說會道。不能說沒有努力過，可很明顯，說的遠比做的好。這不是個人性格問題，而是學術(shù)制度造成的。都說近年中國學界十分浮躁，為什么?在我看來，最大原因是各種冠冕堂皇的學術(shù)評獎。我承認“重獎之下，必有勇夫”;但不太相信評審之舉，能長學問。對于人文學者來說，獨立思考的權(quán)力、淡定讀書的心境，以及從容研究的時間，是最為重要的。印象里，評獎最多的，是那些容易做假的行業(yè)。越是不自信，越是質(zhì)量沒保證，越需要各種獎項來“保駕護航”。

　　得出三個小小的結(jié)論：第一，中國大學要想成為世界一流，任重道遠;第二，提升中國學術(shù)水平，不能急火燒心，更忌諱亂吃補藥;第三，過多的規(guī)劃、檢查與驗收，過于頻繁的學術(shù)評獎，不利于學術(shù)的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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