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什么比把社會學遭受的命運與精神分析受到的對待（隨便哪個二流作家或哲學家都通過表達他對社會學懷有的理所應當?shù)牟恍家活�，在客觀上和主觀上提高自己的地位）進行對比，能更好地衡量社會學的結構失信，社會學，如同一切從屬于它的東西，都在知識世界中受到了結構失信的打擊，社會學與精神分析還是有一些共同點的，比如科學地解釋人類行為的抱負。正如薩拉·溫特指出的，精神分析披上了超歷史的普遍性和高貴的外衣，這種普遍性和高貴傳統(tǒng)上是賦予希臘悲劇的，希臘悲劇被學校教育傳統(tǒng)巧妙地非歷史化和普遍化了。通過把新科學納入索�？死账梗ń浀浣逃�的至尊之一）悲劇的世系，弗洛伊德授予它學院貴族證書。拉康通過回到希臘本源，提出索�？死账贡瘎〉男玛U釋，他恢復了這個世系的活力，這個世系也被一種兼具馬拉美和海德格爾的晦澀和大膽的風格所證明。但這只是解釋作為“靈魂治療”的精神分析與唯靈論（甚至更確切地說是天主教）的（至少表面的）相似性的因素之一�？梢钥隙ǖ氖�，精神分析至少在70年代的法國，處于最高貴、最純粹的智識活動一邊，總之，與社會學截然相反。作為關于民眾事物的平民科學的和通俗唯物主義的科學，社會學，尤其在擁有古老文化的國家，通常被視為致力于人類生活的最庸俗、最常見、最共同之方面的粗淺分析，而它對被當做參照或對象的人文主義文化的追根溯源，遠遠沒有產生一種博取好感（captatio benevolentiae）的作用，反而被用來增強真正信徒的憤怒的、褻瀆神圣的僭越或侵犯。
    法國大學過分沉浸在對知識場的文學迷戀中，并過分關注報紙的看法和認可，無法為研究者提供大西洋彼岸自主的和自足的大學場所保證的東西，這個大學場具有不同學科的專家的嚴密網絡，既靈活又嚴格的科學交流形式，研究班，非正式研討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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