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曾疑惑，為何人們對自己做過的事、對別人對他們做過的事，或者更一般地，對世上發(fā)生的事給出他們的理由？我有過疑惑，于是寫了這本書。寫作這本書暫時中斷了我平素對革命和民主化等宏觀政治過程的分析。兩股不同的風(fēng)使我偏離了航向。

首先，目睹了大眾媒體、學(xué)生和社會科學(xué)界同行通常是如何解釋復(fù)雜社會現(xiàn)象的，我不禁困惑，為何他們?nèi)绱瞬患s而同地側(cè)重于少數(shù)關(guān)鍵行動者的決策過程，而忽略了意料之外的后果、增量效應(yīng)以及社會互動的持續(xù)且微妙的協(xié)商過程。畢竟，個人經(jīng)歷和對社會過程的專業(yè)研究都使我相信，人們鮮能恰好實現(xiàn)自己有意識的計劃，事情的進展時常出乎他們的預(yù)料。那么，為何人們對社會過程的描述和解釋壓倒性地強調(diào)有意識的思慮呢？

再者，很少有人接受我這個感傷的主張：大多數(shù)社會過程更像是一場激烈的對話，而非獨白或象棋大師的布局。這或許是因為我自己的分析處理的是太過宏大的社會尺度。也有可能是因為，對于如何使一種描述或解釋能懂可信，我考慮得還不夠周全。無論如何，我決定以一本書的篇幅來回應(yīng)這一雙重挑戰(zhàn)。呈現(xiàn)在你們面前的就是最終的成果。

給出理由是一種社會活動，因此，正當理由因社會場景而異，我從未聲言這是我的發(fā)現(xiàn)。在本書中，我明確借鑒了亞里士多德的詩學(xué)和修辭學(xué)思想。如果這是一部學(xué)術(shù)論著，我肯定會將自己的論點追溯至約翰·杜威（John Dewey）和喬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美國實用主義。在這一譜系中，著名評論家暨哲學(xué)家肯尼思·伯克（Kenneth Burke）堅持認為，用來表達動因（motives）的語詞所描述的實為場景（situations），而非內(nèi)在狀態(tài)（inward states）。異想天開的是，伯克表示，這一主張甚至適用于狗：“一只毛皮油亮的鄉(xiāng)村梗所具有的動因詞匯表（vocabulary of motives）迥異于一只腸肥腦滿、嬌生慣養(yǎng)、過度喂育的城市貴賓犬，后者的冒險活動僅限于糖果和堅硬路面上的散步。”（Burke 1989: 127）不同品種的狗在不同的場景中具有不同的理由。

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社會學(xué)家C. 賴特·米爾斯（C. WrightMills）就伯克“動因詞匯表”的想法進行了討論，闡明了它的社會性，并明確將自己的表述與約翰·杜威的說法等同起來。米爾斯以一種比他用于對美式生活和政府政策的強硬有力、廣為人知的批判生硬得多的語言說道：

會出現(xiàn)對動因的歸屬和承認的常規(guī)場景涉及，第一，有語言的生物（明言）的方案的社會行為，即以參照他人的言行為導(dǎo)向的方案與行動；第二，對動因的承認和歸屬伴隨著被認為是“問題”的言語形式。問題背后的場景往往涉及不同或出乎意料的方案或行動，其狀態(tài)分析性地表示為“危機”。問題格外重要，因為它通常會引出另一個言語行動，而非運動反應(yīng)（motor response）。問題是對話的一個元素。（Mills 1963: 440）

在這段佶屈聱牙的話中，米爾斯基本上將對動因的承認與歸屬等同于給出理由。他幾乎是在說，這種承認和歸因永遠具有正當化、理性化和修補的社會職能。

除了時而讓人想起亞里士多德，你面前的這本書幾乎未耗一字鋪陳錯綜復(fù)雜的理論，也沒有追溯它們的譜系，或標示我和其他理論家的異同之處。的確，關(guān)于慣例的一章提到了見微知著的社會學(xué)家歐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對相近問題的處理。我還在出現(xiàn)難點的地方悄悄引用了一些學(xué)術(shù)作品，包括我自己的，借此做了些手腳。我摻入那些引用是為了幫助有志于尋根究底的學(xué)生，以及想了解這些思想從何而來的專家。但我并不是要展示自己的論點如何與關(guān)于給出理由的既有研究相契合，而是側(cè)重于幫助讀者認識到理由是如何出現(xiàn)在他們每時每刻面臨的社會場景中的。本書的價值不在于是否在現(xiàn)有文獻的基礎(chǔ)上有所推進，而在于讀者是否就自己和別人對“為什么？”這一問題的回答有了更透徹的認識，或至少是不同于以往的認識。

在本書寫作過程中，安德魯·阿博特（Andrew Abbott）、阿龍·西庫雷爾（Aaron Cicourel）、林恩·伊登（Lynn Eden）、莫娜·古巴什（Mona El-Ghobashy）、杰克·卡茨（Jack Katz）、道格拉斯·米切爾（Douglas Mitchell）、凱瑟琳·紐曼（KatherineNewman）、戴維· 羅斯曼（David Rothman）、羅伯特· 考特尼·史密斯（Robert Courtney Smith）、勞拉·蒂利（Laura Tilly）、薇薇安娜·澤利澤（Viviana Zelizer）以及兩位匿名審稿人向我提出了不可或缺的批評、信息、建議和鼓勵。在一波三折的審稿過程中，蒂姆·沙利文（Tim Sullivan）對本書的出版熱情提振了我的精神。喬恩·芒克（Jon Munk）麻利的編校加工是眼明手快的絕佳體現(xiàn)。第一章的早期版本曾作為《理由》（“Reasons Why”）刊載于《社會學(xué)理論》（Sociological Theory 22〔2004〕 , 445–455）；文中材料經(jīng)美國社會學(xué)會（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許可在此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