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與少數民族的交流記載以外，涉及與國外交流的口譯記載多散見于明清或近代一些檔案、小說中的間接描述——彼時國人對口譯譯員有了正式的稱呼，即所謂：通事。遺憾的是，盡管口譯活動在中國有數千年的歷史，但是對口譯這種現象和活動的研究工作卻一直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才開始。

　　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開始，《中國翻譯》、《現代外語》等核心期刊先后介紹了其他影響較大的基于認知科學的口譯理論。如，1998年，范守義撰文介紹了吉爾（即“嘉爾”）的《口譯與筆譯譯員培訓的基本概念和模式》，主要內容包括有關翻譯教學主要環(huán)節(jié)的幾個模式和有關的論述。即口、筆譯交際模式，信息類句子的信息結構模式，口譯三階段模式，語匯引力結構模式，技術演講的理解，翻譯的順序模式等等。2001年，肖曉燕也介紹了吉爾的同聲傳譯的多任務處理模式。她指出，吉爾的這一模式建立在認知科學概念上，其目的不是要描述口譯過程，而是解釋口譯中出現的困難及譯員常用的對策。吉爾的模式被認為是對以塞萊絲柯維奇為代表的傳統(tǒng)口譯理論的挑戰(zhàn)，給口譯教學帶來了新的啟示。同年，吳義誠對國際上第一部以翻譯過程為研究對象的論文集《口／筆譯的認知過程》進行了評介，著重介紹了書中所載四大議題的研究內容：翻譯過程的研究路線與方法，翻譯認知過程的描寫和解釋，翻譯習得與翻譯能力的發(fā)展，以及口譯的認知心理過程研究。吳義誠認為該書是一項真正意義上的跨學科研究成果，它對翻譯學、語言學及心理學研究都將提供有益的啟示。

　　我國的口譯研究和西方的口譯研究一樣，它也可以被劃分為幾個明顯的研究階段，符合事物發(fā)展的規(guī)律和科學理論研究發(fā)展的特點。

　　首先，在口譯研究之初，由于多數的研究成果都是圍繞著口譯現象和口譯培訓狀況介紹進行的，所以當時的口譯研究尚且處于“初級研究階段”，口譯研究沒有宏觀框架，微觀研究尚處于初始階段，只有皮.毛，沒有實質性內容（劉和平，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