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回國，他似乎都奮力投入到聲色犬馬的漩渦之中，然而每次，從漩渦里掙扎出來便都是“丟失感”，是“痛失中國”的憂傷——2009 年在北京，他碰到從北歐的孤單、寂寞、憂郁和壓抑里一頭扎進北京聲色犬馬漩渦的李笠，張棗說：“這是座文化沙漠！除了燈紅酒綠，還是燈紅酒綠。但天天洗腳又有什么意思��？！”他在蘇州的太湖邊上也買了套房子，安排著生活，但他越來越沒有可以寫詩的那種高興，而越來越寫不出詩又令他越來越不高興。
　　也是2009 年，秋天，我到北京他那兒去玩，他開口便說“生活沒意思”，像是說德國“真是沒意思呀”的一個回聲�！耙�么戀愛，要么寫詩，否則生活就沒意思。”他這么說，在他到處擺放著各種零食、吃剩的青蒜炒臘肉和酸豆角雞雜碗盞的客廳里走動，爾后又喝起了啤酒。我們一起去大覺寺玩，車在暮色里開來開去卻怎么也找不到大覺寺，張棗開心得咯咯笑個不止，說：“這樣**玩……去一個地方玩卻找不到那個地方是**玩的……”這話聽起來倒是有點兒意思……從大覺寺回來那天晚上，他指著墻上鏡框框起的一幅毛澤東書賈島句“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的印刷品說：“看到這幅字我就會想，什么時候我可以寫出一首詩，有這樣的滋味�！�
　　張棗說：“我覺得自己的寫作基本上是一次有計劃的活動�！倍�這個“有計劃的活動”并沒有讓他盡興，因為，他說：“我還沒有做出我想做的東西……”寫詩越到后來，越像在朝高海拔的峰頂迂回，會有越來越多的缺氧感，會越來越邁不動步子。他寫于新世紀的《鉆墻者和**的傾聽之歌》《醉時歌》《父親》和《枯坐》，包括只寫了第1節(jié)的《看不見的鴉片戰(zhàn)爭》堪稱杰出，只是寫得太少了，而煙卻抽得太多。
　　2009 年11 月他來上海，我跟他在延安中路常熟路的天橋上見，他緩緩攀上來，說他這陣子劇烈地咳嗽，咳得渾身痛得要命。然后要我陪他去卷煙廠門市部買兩條牡丹牌香煙。第二天我約他跟朋友們一起吃晚飯，在一家他很喜歡的餐館。吃得正暢快時，張棗又是一通仿佛無休無止的大咳，然后，他說：“不行了，扛不住了，太難受了，我先走了……”他這次離席，我覺得，簡直是個預告，一個象征性的動作。
　　不久就查出他得了肺癌，而且是晚期。他在他還未成人的大兒子艱難的護送下回德國治療，幾個月后，于北京時間2010年3月8日4點39分，在圖賓根大學醫(yī)院逝世，享年不足四十八歲。呼吸是詩人計算音節(jié)*根本的依據(jù)，張棗未完成的寫作就此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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